一流大学应该选择一流的教育学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个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起五年前在清华发生的一件事情。
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在主持太慢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句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
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但闹出了笑话，并遭到了普通的批评。
汉语言文学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曾念错字。
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一定要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词，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比，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于人文科学茫然不晓得理科教授来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了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
这件事情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的存在的问题。
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干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和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成为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革命化的职业校长。
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而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是博士或者院士，而是反应他的教育理念中，“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
这句话至今仍被我国教育家所传诵。
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思想教育，都已载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史册。
对比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来，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原始，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的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在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曾在1985年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的小一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的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的兴衰。
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么？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就是有些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兼得呢。
因此，清华应该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的领导和管理好学校。
也许有些院士也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要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造个人的学术山头，要像那些世界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
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者省市的领导中，选拔那些即受过良好教育的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门大学去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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