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对我国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认识

​王今朝：对我国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主攻方向是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改革引起许多诟病。有许多学者在反思医疗市场化，特别是看病难，看病贵和医疗资源的私有化。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相对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事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战略方向，即中西医的对立统一问题是更为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已经有许多中医界人士在努力提起社会的注意，特别在武汉抗疫期间表现出来，但总体而言，社会关注度似乎还不够，必要的共识似乎还远未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推进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必然也会产生重大推动作用。本人对医学专业知识所知有限，但对于疾病和治病有一定的切身体验和观察，又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相当的哲学认知，所以，不揣浅陋，尽可能谨慎地对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提出一种或许会有所裨益的见解。

一、要充分估计西医独大对我国中医事业发展的阻碍作用

首先声明，写这个小标题并不意味着我绝对地反对、排斥西医，也不是说，不要它们发展，也不是说，西医中没有人认识到中医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却在实际上被人们低估的客观存在。如果西医不是那么强大，实际上我也不会产生这个小标题。正是由于西医的强大，使得我国中医缺乏必要的市场（病人看病）支持，使得我国学习研究中医的人才有极大的供给不足，因为在西医的光环下，至少许多人弃中医而学西医、业西医了，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在我国的发展。

我虽然并不懂得医学专业知识，但也深知西医具有价值。西医在西方一开始主要是随着现代医学研究、生物研究、化学研究等发展起来的。比如，解剖学、病理学、微生物学，通过聚焦物的作用，精细地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这使得整个西医联系起来看，也是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西医在西方的发展在反对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基于这些知识，借助现代机械制造，化学合成技术与工业，西医在医疗工具、医疗药物上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西方医学院严谨的理论学习、临床实习和实践使得西医在西方卫生、健康和治疗方面取得了人类以前难以设想的成就。当年鲁迅不信中医而信西医是有这些方面的原因的。问题是，在人们心目中的西医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了西医自身的真实价值。

我推测，在中国，人们心目中的西医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西医自身的真实价值，是与我们党的斗争史分不开的。这是因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与其在西方的发展的动力机制有所不同。在1927年前的旧中国，西医大概主要是通过中国留学生、西方医生在中国行医的方式来实践的。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宗教侵入，总是需要医疗资源的支持。西方宗教在中国渗透，除了少数人确实有的人文关怀以外，借助医疗来加强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也是教会在中国开办医院的一个主要动机。但1927年前的旧中国既然缺乏西方的科学发展历程、医生培训体系、化学工业，缺医少药必然成为常态。1927年，中国共产党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实际上也开辟了西医在中国传播的新时代。因为战争对士兵和平民人身的大规模高强度伤害，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必然急需大量的西医人才、西医工具和西医药品。士兵年龄普遍年轻，身体素质好，具有医疗价值的枪伤、炮伤都是局部的，因此，按照西医这种工具主义的短逻辑链条理论体系因而在实践上常常表现为形而上学的治疗模式是有效的。随着党领导的军队的扩大，对西医的需求就快速增长起来。实际上，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敌占区和战利品中获得药物和医疗器械（这在一些经典电影作品中有反映）。所俘虏的国民党、日本军队医疗人员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和根据地、解放区医疗人才的重要来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美援华医疗队队长诺尔曼·白求恩来到中国，为党的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党也安排一些人员正式地或在实践中学习西医的医疗和护理知识，并成立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医院。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名“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成立于1937年11月7日。白求恩1938年来到医院，帮助创建了八路军“模范医院”和“特种外科医院”。在战争需要的支持下，西医得到党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这种重视实际上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甚至直到这次疫情发生之前。此次援助武汉抗击疫情的北京协和医院前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现在中国排名第一；四川华西医院前身是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基督教会1892年在成都创建的仁济、存仁医院，现在中国排名第二；素有“南湘雅、北协和”盛誉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前身由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于1906年创建；与上述三家医院一起被新华网称为“四大天团”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前身是由美国人聂会东1890年创办的。浏览这些医院的科室介绍，足以见到西医在这些医院中的地位。也足以想见中国许多其他医院中西医的地位。说中国众多医院（可能除中医院外的所有医院）中，西医在医生数量、科室数量、用药数量、用药价值、相关设备上相对中医具有统治地位，应该并不为过。

由于西医的统治地位，它阻碍中医有其必然之理。这毋庸置疑。假如一个患者既可以用中医治疗，也可以用西医治疗，当患者主要面对的是西医时，从统计学上看，他/她以更大的概率选择西医，即使从理论上看，用中医可能他/她花钱更少，预后更好。当然，这里的表达决不是否认我国西医工作者为我国西医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深知，他们绝大多数人为着祖国的兴旺、人民的健康而工作的。其中割弃个人利益者不乏其人。此次武汉抗疫得到来自我国西医战线的医生、公立医院的支持就是证明。

在本部分的结尾，我要重申，这里的本意不是要否定西医的价值，不是否定西医需要发展，而最多是说，西医可以有更好的发展。1949年9月，中国的军队中的西医力量大概也只有一两万【1】。至今已有相当充分的发展。但是直到建国70多年的今天，中国在西医医疗理论、医疗技术和药品工业领域相距西方都有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中至少有部分领域的部分差距本来是可以消除的，有些领域本来是可以实现赶超的【2】。这里的分析的一个含义是，我国西医领域本来可以有更多人可以对中医做出更多贡献的。

二、1927年后中医在中国发展所受的主观阻碍

也要首先声明，这里的小标题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不承认我国中医也有发展，而只是意味着在我看来，中医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既然如此，必有阻碍因素。中医没有得到重大发展，必有重大阻碍因素。

据资料，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就将中医药学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制定“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政。由于这些政府的短命，这些阻碍其实并不足论。但我推测，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之无能，特别是深受外国之影响，推出相同相似的阻碍中医发展的政策的背后，可能都有外国人介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深受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之害，其实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更是深受西化教条之害！

我们有必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其实，阻碍中医发展的因素在我们党内也存在。有资料指出，延安时期，“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3】据资料，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一些行政领导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到了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还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知道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88页，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6）；“中医理论的这一令人生畏的形象也使得不少人对它不理解，所以尽管《宪法》上明明写了，他还不愿支持，甚而打击。就连中医学院也有人反对中医！”“我现在认为，中医所遇到的困难是个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医理论讲阴阳五行，令人望而生畏！我国的各级领导总是不大敢放手支持中医、发展中医，心里怕。怕封建迷信、会道门又来了。这当然是误解，但你的语言吓人呀。在旧社会，官僚们不禁封建迷信、会道门，所以中医反而可以生存！再就是：那一套阴阳五行，对青年格格不相入，即便他学会读古汉文，他也领会不了中医的精髓。”【4】从钱学森的论述中足以看到、想象我国中医发展所遇到的困难了。

更多的资料不用详述了，再只要指出，有中医学者、关心祖国医学的人认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如此使劲消灭自己的民族医学”、“我们正在见证中医的消亡”、“亡了文化（中医是杰出代表）比亡国还惨”、“中医之殇”，就可以明白我国中医现在所处的处境了【5】。

与第一部分相联系的一个方面是，当西医发展壮大后，围绕西医就可能会形成一个排斥中医的集团。西医医生的培训容易使得西医培养出来的医生排斥中医，围绕西医的产业排斥中医产业，而与西医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可能更加偏向西医而排斥中医。有文章称：“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2004年，当小洛克菲勒死了以后，美国人汉斯·鲁斯克撰写了《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将洛克菲勒对中医的阴谋策划和盘托出。洛克菲勒集团策划了一个阴谋，于1915年在中国成立了协和医学院，把西医打进来，并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免费培训中国人学习西医。这个基金会可以给中国教授西医的学校赞助，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给这些学生并通过这些学生给中国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放弃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而相信昂贵的西药”【6】。在西方这样的战略和我国客观实际下，我国不得不对中医的发展做出相应的战略性安排！

三、发展中医的必要性：克服西医自身及其所带来的弊端

现在来看，我国对于西医和中医的对立统一处理得还不好。第一，西医医药、医疗设备“极端产业化”。医药、医疗设备需要产业来支撑，来发展，但西方的医药、医疗设备的产业是私人的，是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治病救人只是必要的附带。因此，医药和医疗设备的垄断及其基础上的高价格是其基本趋向。这就增加了病人的成本。一些医药企业为了增加利润，明知有低成本或更有效的药物，却拒绝生产。为了增加销售，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高医疗成本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痼疾。在中国，医药、医疗设备“极端产业化”产生了医药企业和医疗设备企业与医院、医生勾结的问题，进而产生了滥用药和滥用医疗设备的问题，导致病人成本增加，使得医疗保障制度难以运行。西方医疗产业也觊觎中国庞大人口基数可能产生的对西医医疗资源的需求。

第二，西医的形而上学的救治思维使得它对大量的急性病患者、慢性病患者、顽固病患者、疑难病患者、并发病患者、老年患者并不有效。有观点认为，西医在治疗病毒感染上乏善可陈，反而可能导致副作用，甚至死亡。有报导称，西医激素疗法治疗非典患者留下严重的股骨头坏死后遗症。西医的一些认识亟待提高，但也很难。比如，西医普遍认为，神经性皮炎很难治。确实，擦用一些西医药品可以很快消除皮炎，但之后还会反复发作。但只要一个人按照中医思维，注意寻找原因并克服之，就有可能使之得到解决。这是本人的一个感受。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西医分科过于厉害。而中医容易培养出全科人才，便于病人。比如，历史记载，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如今，恐怕没有一个西医能够做到华佗这样的全科水平的。据网上资料，一位民间中医在救治新冠病毒疾病给出的中医治疗方案多达30种，与一些中医合作，救治病人极多【7】。

第三，我国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患。西医需要长期的专业培训，由此产生极高的培训费用向病人和社会转嫁。西医垄断医疗业导致医疗成本上升。据报导，美国的西医不乏年收入达上百万美元者。经常就医的人们普遍有一种经验，那就是，医生开方固然有专业知识为背景，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试错。中国许多穷人久病成良医，使用中药解决了自己和他人很多问题。许多人不去医院，也自行用中医之道解决了自身的健康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对于许多人来讲，中医确实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中国有许多人在自学中医，尽管自学中医很难。

第四，西医缺乏整体思维基因，片面依赖不利于社会进步，不利于提升社会辩证思维水平。有报道称，有西方学者认为，95%的外科手术给患者造成的伤害远大于益处；感冒打针输液给美国人造成了极大伤害，等等【8】。这个报道即使不完全可信，也不可等闲视之。从辩证思维来看，中医的整体思维确实是西医所欠缺的，尽管有观点认为，西医的整体思维在上升。钱学森认为，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钱学森关于发展中医有许多有益的重大思想。中国一些人指责中国没有大师。这些人却根本没有考虑到，我国重大需要由我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是大师炼成的必由之路。

第五，片面强调西医，不利于祖国中医事业的传承，不利于我国生产和就业，不利于我国国际收支。中国许多西医药物和医疗器械还需要进口。这种进口减少了我国的生产、就业和贸易盈余。比如，通过更多中医使用，我国中药的生产就可以增加，由此增加就业，减少对国外药物的进口。中药的扩大生产和使用还会促进我国挖掘祖国传统医学宝库，发展新的中医知识。

第六，中医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实际上，有资料显示，我国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要远远早于西方【10】。有观点认为，“中医治疗急症的效果不亚于慢性病，中医真正的优势不在于慢性病，而在于急症”【11】。我也曾看到过一些中医治疗急症的案例。在急症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处理瘟疫了。历史记载，我国封建社会以来，曾经历321次大瘟疫，都因中医之功，没有造成欧洲黑死病那样使人口剧减的大灾难【12】。从当前实际看，在西医实践中，医生实际上主要是依赖教科书来治病，而病人的实际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许多病症并没有出现在西医的教科书中。我怀疑，西医教科书中的救治方式实际上也是根据西医医药和医疗用品的供给来编写的，难以适应千差万别的病人需要。而我国中医已经积累起大量的治疗西医不可治病症的方法。可以思考如下的问题：在今天中国的病患中，有多少比例是只有西医可治的，有多少比例是只有中医可治的，有多少是二者都可治的，有多少是二者结合可以更好治疗的。这种思考，无需具体数据的答案，都将会让我们得到一种结论：中医亟待发展。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假如西方近代没有兴起，因此也不可能侵入中国，那么，中国医学事业将会完全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呀！以这种景象为参照，也足以可知，我国中医亟待发展。更何况，量变引起质变诚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西医发展数百年，会继续发展，但西方日益陷入难以自拔的自锁困境。它在我国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必将推动我国医疗事业在中西医的对立统一中向着更多更好发展中医的方向前进。西医在我国的发展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医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13】。使二者由对立向统一来转化，必有赖于我国的政策。

四、发展中医必下政策重药

考虑到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客观的严重的不平衡，考虑到中医所面对的阻碍因素的严重性，考虑到发展中医面临的技术难度（包括阅读、理解古文的困难【14】；中医话语转化为实践的困难；与中医配套的药材生产的困难；中医药产业的困难；中医灵活运用的困难；等等），如果不下政策重药，虽然有客观需要的推动，在未来几十年，我国的中医发展也不可能得到改观，连出几个杰出人物都不可能。

实际上，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15】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还人微言轻，但他的认识已经达到处理中西医对立统一关系的一种顶峰。这也是本文所持有的一种基本观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事革命事业并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的毛泽东主席坚持不懈地抓中医发展，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并实践之。比如，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1928年11月25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对伤员“用中西两法治疗”；“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并且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1954年，做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16】。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对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主席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在他的指示下，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屠呦呦等发展的青蒿素以及我国中医在治疗某些癌症方面所收奇效可以证明，毛泽东主席发展中医的战略是有效的，是值得进一步吸收、发展、实施的。

毛泽东主席对中医的重视得到了钱学森的传承和发展。钱学森认为，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17】。

如果有了毛泽东主席就中医所做的工作，有了我国发展中医的新成就，有了钱学森就发展中医所做的系列思考，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医发展还如此惨淡，就足以可见新时代发展中医必下重药的科学性、必要性之所在了。

五、发展中医的目标和手段

我想，也许，把中医做成与西医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的事业应该是我国中医发展的长远目标。这个目标一旦达到，钱学森所设想的建设新医学的世界级目标应该就可以达到。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目前可以选择的手段似乎可以说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这里，所谓损有余，不是完全限制西医的发展，而是在继续加大对西医的投入的情况下，除了给有志于从事中医事业的新人以更多的机会之外，从西医那里调集一些人力、物力、财力转移到中医事业的发展中来。我相信，我国的西医人才中有不少是相信西医的。我读《黄帝内经》时发现，其中一些行文风格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一些重要文献的行文风格是类似的。实际上，《资本论》的行文风格也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一些重要文献的行文风格是类似的。所以，真正亲和、接受和懂得西医精髓的西医是完全可以接受中医进而发展中医的。当然，发展中医也需要一系列其它战略手段的支持。如果在几十年后的世界清晰地看到，中国人至晚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开始就发起了一场有效的发展中医的运动，那么，我国发展中医的手段才可能是充分的。这应该也是我国十八大后深化改革战略决策的一个应有之义。

奠定中医框架的四大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几乎都是在大约2000年前出现的，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是药学经典。根据有关报道，可以判断，日本、德国和美国对中药、中医的重视和实践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经相对地甚至绝对地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如果不采取重大战略措施，那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人的重大犯罪了。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如果我党有两三百个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就好了，未来，我国如果出现几百个能够如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人把中医、中药做到极致的人物【18】，就标志着我国中医发展目的的达到。这是很难的。但不难不足以显示其价值。也应该看到，我国有许多有志之士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则或能放大其功效。把这看作是一种伟大斗争亦不为过！

最近有报道，我国教育已经做出安排，使中国小学生就要接触中医知识。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方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出台明确的意见和政策，加强对中医资源的使用，这应该成为我国发展中医的一个重大契机。对此，人们在衷心拥护之余，一定要防范一些人暗中作梗。一些人暗中作梗，表面上是利益使然，或者专业欠缺，实际上、客观上可以导致因而可以归结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19】。因为妨碍中医取得其本来可以取得的发展，不利于我国人民的健康，不利于我国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于我国人民的自由发展，因此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而仇者，既包括敌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极少数人，也包括敌视我民族、种族的外国人。因此，一定要把中医发展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发展中医。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观看或反复观看我国1975年出品的由谢晋、颜碧丽、梁廷铎导演的经典老电影《春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