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读过秦晖老师的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里面讲到宗法制度下农民的精神世界和思维特点。这让我想到另一本书《乌合之众》所描述的群众，缺乏逻辑思维，被情绪推动，极度不稳定。 在《田》中有一句话，说逻辑思维抽象能力，是人的个人理智在摆脱集体表象后的产物。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本文是希望，在我的知识范围内，尽可能细致的理解集体表象和个人理智之间的联系。
一，整体思路
成熟的个人的理智或完整的罗辑思维能力并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从康德到黑格尔，在人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之间，还有一个知性阶段。无论哲学家怎么理解这个中间的阶段，但毫无疑问感性和理性的中间阶段才是与生俱来的。 在这个阶段，尚未脱离感性阶段，同时理性阶段还不完善。
这导致了宗法制下的非理性农民的种种特征。摆脱这种特征，需要人们后天强化理性能力，而集体主义表象阻碍着这一进程，使得其下的人们长期无法脱离《乌合之众》描述的状态。 集体主义如何阻碍人们获得理性能力呢？实际上宗法社会下，高度同一的集体，消除价值差异，缺少价值差异就不再有价值矛盾，而矛盾是引发思考，摆脱权威的关键。
如果人们极度缺乏这种差异和矛盾，理性的运用就没有了实践的场所，人们也就只能长期停留在前理性阶段。 下面我们更细节的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然后从个人的认识论角度说明非理性的机制。然后再从社会的角度说明宗法社会是如果压制理性发展的。
二，理性与非理性
说到理性我们总是把他和数理化联系起来，理性＝理科。当我们说非理性的时候，似乎是说一件坏事。当然发生在宗法制下的农民的非理性的确是一件坏事。但在黑格尔之后，思想家实际上是有一个“非理性主义”潮流的。这个非理性就不是一个坏事。所以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种非理性。 要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来说说理性。
其实，一直以来思想家是对理性有一个区分的。我们都听过一种划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涉及的是“应然”的问题，工具理性涉及的是“实然”的问题。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就对应这两个领域，实践理性解决的是行动问题，我们行为做事依据是什么。纯粹理性解决的是认识问题，我们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如果从马哲的角度，对应的是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问题。 所以我们能从其中看到两条线索划分的领域:
领域1：工具理性——纯粹理性——认识世界
领域2：价值理性——实践理性——改造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领域是相对立的。康德有句很有名的话说，我不得不限制知识来为信仰留地盘。工具理性追求的实然是唯一性和确定性，而价值理性追求的应然偏偏是多元的。 如果我们把工具理性无限放大，那么结果是一个完全确定的世界。理论上已知宇宙的初始条件，以及所有的规律，就能推算出宇宙的全部运行过程。然而人是在世界之中的，这意味着你的所有行动和未来都是注定的。甚至萝卜白菜不再是“各有所爱”，你到底喜欢什么，今天出门先迈左脚还是右脚，都是算出来的。如此，人的自由将无处存身。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德要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了。 如果我们继续延长上文的领域:
领域1：工具理性——纯粹理性——认识世界——秩序(规律)——科学——客观——唯一性
领域2：价值理性——实践理性——改造世界——自由——信仰(意识形态)——主观——多元
显然，随着科技的进步。领域1有着逐步扩张的趋势，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思想家都在试图限制领域1以保护领域2。康德“给信仰留地盘”真是这种保护的一种体现。康德之后非理性主义思潮继续对理性的挑战。此时，人们还留有一个观念，就是虽然领域1和领域2有区别，但他们都是基于理性的，从康德“实践理性”的命名可以看出。
但叔本华首先打破了这个观念，认为领域2根本不是一种理性在支配的，起到支配作用的是意志，一种非理性。而理性不过是意志的工具，用来实现其目的。这一点后来的尼采也是同样思路，他把叔本华的意志解释为权力意志，把领域1理解为一种视角主义，也就是真相不是一个，不同人有不同视角，也就有不同真相。
所以非理性主义的理解改变了两个领域的关系。以前两个领域都是被理性引导的，而非理性主义把它变成，领域2引导领域1。尽管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不断的扩展领域2，压制领域1，但是两个领域的划分是清晰的。
三，两种非理性的区别
宗法农民的“非理性主义”和上文所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体现为，两个领域的完全混淆。所以上面说的叔本华尼采是学术上的非理性，逻辑清晰观点明确。那宗法农民的非理性则是缺乏逻辑，混乱的意思。
秦老师在书中举了例子，说明了两个领域是如何被混淆的，它体现在“主客互渗”中，换句话说体现在主体客体的划分混乱上。 秦老师提到他插队的时候曾参与推广新技术进农村。对于新事物，农民开始是乐于尝试的。但是只要出现了失败，马上他们就拒绝尝试，声称“没有这个命”。此时按照我们正常的主客划分，主体应该不做任何假设，把客体当作一个对象，然后通过观察，实验的方式，不断地认识和改进，从而发现问题所在。主体是认识者，客体是被认识者。主体的作用是验证客体，客体的作用是被主体验证。然而，秦老师认为这个例子表明，农民并没有去发挥一个主体应有的地位去验证客体，相反主体反而有被客体验证的特点。比如，“没有这个命”，或者“不灵表示心不诚”等说法，表明客体在农名那里成了验证者，主体反而成了被验证者。
似乎农民们认为，客观世界不需要验证。这个特征我认为是宗法社会的痕迹，以及个人生理上的特点。
除此之外，宗法农民的思维方式还带有明显特点：重类比轻推理，重答案轻过程。所谓类比就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通过已知信息，去猜想未知的信息。但是类比知识一种探索的方法，他不是确证的方法。所以真正符合理性的做法是把类比的结果作为一种假设，然后小心求证。但是宗法农民的思维则没有这个确证的环节，他们似乎不能区别对待假设和真相。在义和团时期的山东兖州，电报线架设之后，有家的男孩丢了，当地老百姓众口一词，都说是传教士给拐走了，怎么拐的呢？通过电报线把人带走的。既然电报线能传递声音，为何不能传递人呢？其实，这时候的电报线，都是朝廷架设的，跟洋人没有多少关系。洋人的参与，只是作为技术人员。显然，当时村民对电线功能进行了类比，猜测。既然电线能传声音，想必也可以传人。既然洋人能做很多神奇的事，那传人应该也能做到。这种猜测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能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求证，真相其实不难得到。但是宗法农民却止步于此。
所谓的重答案轻过程，指的是在推理的过程中，只要得到了一种解释，思考就停止了，人们并不会进一步确证结果的正确性。西方传教士，最初的时候，大多是些医生。有的时候，一旦瘟疫发生，传教士就会让信教的教民，偷偷往池塘里撒漂白粉，清洁水源，也好减少疫病。但是，这样的事儿很冒险，一旦被人发现，人们就会断定，当地的伤寒，就是因为教民受了外国传教士的指使下毒。得到“教民下毒”的结论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推理就可以想到，传教士是来传教的，他们要把清朝人都毒死，他们还传什么教呢？再说，传教士没来之前，还不是照样有瘟疫，症状不就那个样子。那时候，又是谁下毒呢？
其实重类比轻推理，重答案轻过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归根结底是对新知识没有确证的意识，似乎外部的信息不会错，也不需要验证。宗法农民只满足于类比猜想带来的结论，而不会在意这个结论是不是真实。
与此相对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本来故事是一个东西方都有的，俗得不能再俗的故事套路。哈姆雷特的父亲被害后，亡魂来找他告知真相，要求哈姆雷特为自己报仇。接下来按照套路，哈姆雷特应该怒发冲冠然后立刻杀死仇人，至少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但是莎士比亚却让哈姆雷特做了一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举动：他去确认这个亡魂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父亲，以及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我想这就是启蒙的特征吧。
四，个人的非理性
宗法社会个人的非理性特征显然是有生理原因的，如果人类这个物种，生来就有强大的理性能力，那乌合之众的现象也就不会出现了。显然，人类的生理特点奠基了这种现象的可能性，而社会机制把这种特征强化并显现了出来。在此，我们首先讨论这一现象的个体生理原因，然后下个部分讨论社会原因。
一直以来，在认识论方面，我们把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当然是一种空间上的分类，这种划分不意味着人生来就能表现出这两种能力。实际上感性认识是普遍的，理性认识是后天慢慢完善的。换句话说，在人刚出生时理性能力几乎为0。下面我们来讨论理性能力是如何慢慢发展的。
我们的知识除了感官经验带来的以外，最重要的是通过其他人传授。越是早期，人类越依赖他人给予知识，刚出生时这个“他人”表先为父母。这种认识方式不是感性的，因为他是通过语言传递的，而语言是抽象的哪怕最具体的词语“这一个”，也包含这抽象的内容（精神现象学）。但同时它又不是理性的，因为其中没有逻辑和推理，是对他人的完全接受。
这种认识我们叫它信心认识或者信仰认识。这在宗教中很常见，在教会中很多人都声称，除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外还有第三种认识方式。在人类的认识中，一个知识需要得到检验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如果说感性认识的检验依据是感官，理性认识的检验依据是逻辑，那么信心认识的检验依据就是信任。
“谁说的要比说了什么重要”，这是记者行业的一个重要原则，也就是信息的来源要比信息的内容更能判断知识的真伪。这句话来形容信心认识最为准确。事实上，记者行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则是因为，记者追逐突发新闻，而你不可能所有事件都亲临现场调查（感性认识），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的抽丝剥茧严格论证（理性认识），因为记者往往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信息来源就无比的重要。显然人类早期到成年，我们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幼年的人类除了信任他人几乎没有自己验证知识的可能，尤其是比较复杂的知识。
对于信心认识而言，一旦幼年确认的知识，往往很难去反思和批判。比如，很多人幼年的时候都听过这样的说法：耳屎不能吃，吃了会变哑巴。实际上，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否定这个说法，耳屎是人体自身分泌代谢的产物，它不可能含有摧毁自身语言机能的物质。但是，人们对于此简单的证明却很难意识到，这种早期接受的知识，除非特意的回忆反思，往往会被无意识的确认，甚至还会作为一个真理传给下一代。
信心认识的信任关系是会传递的。有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学生会听老师的话？为什么我们会信任老师？老师不也是照着教学大纲讲课嘛？实际上幼年的人类对于老师的信任有一部分是来自对家长的信任。家长总是习惯性的说：要听老师的话。这其实是一种信任的传递。
其实信心认识是人类成长的必要阶段，必不可少。他帮助人们快速学习知识，在前人的肩膀上创造更多的知识。但是如果信心认识始终是最高级别的认识，达不到理性认识，就会导致乌合之众的现象。
五，宗法社会的特点
我们说的宗法社会，实际上指的是以家族，宗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也有家族，那么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现代社会的人类，组织关系的多元的，比如家庭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表达亲情，休息的场所。学校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场所。工厂是生产场所。在家庭中，学校中，工厂中，我们处于不同的人类组织当中，血亲组织，班级组织，生产组织。甚至我们还会参加粉丝团，俱乐部，爱狗团体，钓鱼社团。在不同的组织中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身份。早上起床，你是父母的孩子。来到学校，你是班长是学生。打卡上班后你是员工是经理。走进剧场你是粉丝等等。
现代社会一个人对应多种生活场景，进而对应多个组织，扮演多种身份。但是在宗法制下，只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应对所有的场景，而你只有一个身份。古代社会，家庭即是休息场所表达亲情的地方，同时他还是生产部门（家庭耕作），同时还是学校（父子传授劳动技术，思想学问）。在这个全能组织中，你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你的家族身份，你是谁的儿子，是长子还是次子，是嫡出还是庶出，决定了你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
由于家族组织是独一的，身份认定也是唯一的。人们很难有平等的意识。现代社会，你在学校是班长，我听你的。但是我们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是班长，你也要听我的。因此人们很容易区别，职位和身份的区别，能意识到权力地位，是和两个人的具体场景有关，与个人无关。因为不同场景同样两个人地位权力会有不同。但当组织是唯一的，人们就无法意识到，权力和场景有关和个人无关。权力成为和个人绑定，成为了个人的属性。从而等级制社会就诞生了。
宗法社会的等级划分是严格的，它妨碍的社会间的信息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法社会的交流很少。人们的信息传递就是靠以信任为基础的口耳相传。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信心认识。在同一等级下， 这种信息传递速度非常快，因为信心认识的验证成本几乎为0，所以往往能在宗法团体内迅速取得共识。甚至能传到很远的地方去。俄国以前就有一种说法，流言比火车跑的快。
正因为如此，宗法社会的信息传递速度快，能够在很多问题上迅速达成上下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不是就某一个话题而言的，而是全方位各个话题都有唯一共识。每个人都会有相同的认识，也因此人们会有一个错觉：道德，观念，思想都是客观的，唯一的，不变的。同时，如果一个道德，观念，思想发生改变，一定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改变。
有个例子可以很生动说明这一现象在当代的残余。一次在网上有人提出佛教不事生产，不敬父母应打击。我提出异议后，最多的反馈是这么表达的：如果所有人都信佛教，那么就会。。。。。我的回复是：不用等到所有人都信，哪怕有一半人都信的我就会反对了，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信仰的垄断而不是信仰。其实这样的回复很普遍，人们不认为信仰，道德，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是多信仰多道德竞争平衡的问题。而是认为要么全国都信这个，要么全国都信那个。不管信哪个，最后只能有一个留下来，大家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选择。不仅如此，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也是这个现象的反映：既然我们只能有一个信仰，那么就应该选一个完美的。如果佛教不事生产，不敬父母，万一它成了那个垄断一切的信仰，我们不就完蛋了嘛，正因为如此所以应该打击佛教。
因此，宗法制下的宗族组织，是思想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内部没有差异，没有不同看法。也正因为如此，道德思想被认为是客观的，很多古典社会都用这种倾向。中庸的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不同看法会被当作一种危险，可以摧毁现有的所有秩序，苏格拉底正是因此丧命。在宗法制下的社会，大家思想认识都是相同的，都是早年就习得的（即使理性发达也很难在成年后反思），所有的问题都有解答。然而应该说这些解答很多非常荒诞，因为所有人都是靠信心认识，所以这个集体意识就会变得非常缺少逻辑，不符合理性和科学。这解释了前现代社会人们总是对信息不加甄别，容易迷信被煽动，盲从集体而缺乏自我约束力。
六、非理性根源
我们上文提到人类的理性能力是后天获得的，起初人们是通过信心认识来确认知识的。理性能力要想获得提高就必须获得训练和足够多的使用场景。但是既然信心认识是一直以来的认识方式，那么理性认识就只能在信心认识无法完成使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场。
宗法社会，人们靠信心认识吸收知识，理性没有出场的机会。但是现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多元的，一个人可以身处不同的组织中，扮演不同的身份。虽然组织内部会有宗法制类似的信息传播机制（信心认识口耳相传）。但是当两个组织间的思想认识发生冲突和矛盾时，信心认识将失去用武之地。两个组织中的人都是值得信任的人，但结果是矛盾的，显然你就不能盲目相信任何一方，只能依靠自身的判断能力了。
这一机制为理性的运用提供了使用场景。长期反复的遇到这样的问题，会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依靠信任的人传播的信息，不能完全的被接受，必须要自己努力的甄别才能得到真相，而自身的识别只能靠理性和逻辑。同时，在不断的运用理性的过程中，理性能力也得到了锻炼，逐步摆脱宗法集体的思想限制，养成独立人格。
当前，我们早已经不再是宗法社会，但宗法社会的问题有可能重新出现。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宗法家族消失了，但是互联网技术带来了ai算法和社交媒体。通过人工智能的计算，人们之能获取那些自己喜欢的信息，这当然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传统的宗法家族可能以社交媒体和ai技术为平台，重新回归。当我们生活在信息茧房里的时候，我们依然会面临价值观一元化的危险，缺少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会让整个社会的理性能力下降。特朗普现象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导致了美国社会的不断撕裂。这当中当然有经济因素，但互联网技术ai推送技术显然从中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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