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回说到，雅典在世界史上的作用问题为何使一位生物学家如此心神不宁？如今他已不在人世，一切问题都得不到解答，必须在书信和手稿中寻找答案。
不要闭门造车
研究了他的总结，我才搞明白，原来在那段时间里他正准备写一本论文明兴衰的著作，因此去探索雅典的作用。所以这一切完全不是无所事事的学者在逢场作戏。而他之所以著书谈文明的兴衰，是因为他认为必须严厉批判英国最大的生物遗传学家罗纳德·费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费歇妄图把社会学归结为生物学，从而证明生物遗传学是人类进步的主导因素，是文明兴衰的原因。
柳比歇夫有许多工作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其实，很可能从中发现这些工作的必要性，发现这些工作同他的主要工作之间的联系。但确有东西来路不明，纯粹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为什么他要写关于玛尔法·鲍列茨卡娅40的论文呢？又为什么他要去写关于伊凡雷帝的著作呢？当然也可以把这些工作说成是合理的和有根有据的。特别是用缺乏意志力来解释，那理由就更充足了。柳比歇夫显然不善于克制自己。他经常迷上同他完全无关的东西，纠缠到同他毫无直接关系的辩论中去。伦理学的各项公设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方面有的是哲学专家；他又何苦去写50多页的《评劳合·乔治回忆录》——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是不能允许的！只有无所事事的学究才会这么做……
有这么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个医生，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好医生，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医生。对科学家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一个科学家，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科学家，那他也就不可能是一个大科学家。当想象力和灵感消失时，创造性的源泉也就枯竭了。创造性的源泉也要求兼及旁骛，否则科学家就只剩下追求事实了。
驰心旁骛后来在他工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自己也抱怨自己无法抗拒周围环境的诱惑，但我想他恐怕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迷恋。他不善于遵守自己思维方面的定量饮食制，在这一层意义上，他是一个垂涎珍馐美肴的老饕。每当他强有力的逻辑思维碰上什么具有无限诱惑力的东西时，他就无法控制自己。
可是这又如何同他的时间统计法相协调一致呢？无论如何无法协调，时间统计法成了他即兴演奏的乐器，用这乐器，他爱演奏什么就演奏什么。
他如此精打细算地统计时间，可他把时间都浪费到什么上去了？他的好友对他这方面的责备越来越多。当柳比歇夫着手写关于生物学概况的巨著时，尤为尖锐地提出了“应当”还是“不应当”的问题：
“……在您的信中，我觉得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您感到自己沉默不语是一种病，感到沉默不语实质上就是病因。这是男子汉的一种出色的美德……我看到，与我们女子相比，男子显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良知。他们如果不能针对科学或艺术说出良知要求他们说的话，他们往往会生病，甚至还会送命。”紧接着又说：“……但要知道您对科学还负有责任（更深一层的社会责任），它要求您在显微镜旁坐下来，写科学论文……存在着两种职责：一种是科学，另一种是对某一历史时期某门科学某一分支的状况所负的责任。我不信，第二种职责就比第一种更为重要。是第一种职责在起决定性作用。正是第一种职责——发明、重大事件、发现——排除了第二种职责。”
好友们的意见归结到一点：科学家的工作应当去解决自己直接担负的任务。他们认为，学术批判在解决重大问题上，只起次要的作用，“这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策略、政治，而不是学术争论。这些问题应当让党和政府去管。”
担心是理所当然的，理由是明智和有远见的。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曾不得不同研究所领导发生冲突，并被迫退职。后来他的正确性总算得到承认，又被召了回去。再过若干年，在那正义必然胜利，恶行照例受到惩罚的美好的将来，一切都好办，但眼前，人人都可以向他提出：瞧，结果怎么样，值得这么做吗？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