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第8小节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战争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时局越发动荡不安了，大上海犹如一座孤岛，吃的用的都极为缺乏。
此时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依旧为了柴和米拼命地工作。钱钟书先生在教会大学教课，杨绛女士在小学代课、写剧本，把钱钟书先生的弟弟已先后离开上海了，钱钟书先生留在上海，没有一个人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xiu第一声【老师的酬金】），他显然最没有出息。
又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收到没有，堂弟们又忙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他看到爸爸爸把西瓜分送了上楼，自己还留下了许多，佩服的不得了。
钱家和杨家早已不复当初的兴盛，如今日子过得很拮据。
1944年早春，杨父带着杨家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这年暑假，杨绛的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杨绛女士忙着抽不开身，让媛媛跟着他们一家大外公家去。媛媛在苏州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
然而媛媛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杨父于1945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这一时期钱钟书先生常与朋友来往，常在家里宴请朋友。与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然而，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钱钟书先生在这一段时间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1947年冬，她右手食指骨结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
媛媛知道自己得病后，一直哭着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的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 D，吃补养的食品。10个月之后，媛媛病愈，胖了一大圈，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媛媛好了，可是我自己却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减重一磅，查不出病因，钟书很焦虑。
1949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华一年后，低烧就没有了。
钱瑗那么小就得了骨结核，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如医生说：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所幸圆圆痊愈了。
圆圆的病是压在杨绛夫妇心里的大石头，如今圆圆病愈，战争也胜利了，杨绛夫妇也收到清华大学的聘请，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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