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演绎经济学教程·理论篇·市场理论·第一章

市场理论·第一章：市场角色之企业家

第一节  企业家利润与损失

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生产者的价格和收入的终极范畴只有两个：利息与工资。然而在一个变动的经济体系中，不只是工资率和利率这两个因素会变动，另外还出现了一个可正可负的收入范畴：企业家利润与损失。我们应该集中分析经济上更为重要的那类企业家：资本─企业家，正是他们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土地和资本品进行投资。他们的作用正如我们之前所述的，向要素所有者预付货币，并在之后使用物品直至接近当前的产品最终被售出。我们也详尽地阐述了均匀轮转经济体系的规律：要素价格等于贴现边际产品价值；每种要素将被配置到最具价值生产力的用途上；资本价值等于折现边际产品价值的总和；利率是一致的且只由时间偏好支配，等等。

与之不同的是，在动态的现实世界中，任何未来的评值或事件都是未知的，都必须由资本家进行预估猜测。要对未知的未来进行投机，预期未来的产品能够以有利可图的价格出售，资本家必须预付现在货币。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判断的才能和预测的准确，对资本家所获得的收入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企业家的套利行为使得经济趋势总是朝向均衡点发展，但由于现实的不断变化、价值表与资源的变动，均匀轮转经济状态永远不会到来。

资本─企业家现在购买要素或要素服务，而他的产品必须在未来售出。他总是时刻关注着价格偏差以及可以赚得高于当前利率的领域。假设利率是5%，琼斯可以花100盎司购入某个生产要素组合。他相信他能够利用这个生产要素组合在两年之后以120盎司的价格售出一种产品，他预期的未来回报是每年10%，如果他的预期实现了，那么他将实现10%而不是5%的年回报率。它的实际回报率与一般利率之间的差异，就是他的货币利润。以后我们将直接称之为利润，除非讨论要求我们具体区分货币理论或心理利润。在这个例子中，琼斯的货币利润是两年每年10盎司，或者说是每年额外5%。那么是什么使事后的利润达到了生产者事前的预期？实际上是因为这个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资本化不足。对于购买生产要素的单位服务而言是价格低估；对于生产要素被整个购买而言是资本化不足。两种情况下市场的一般预期都出现错误，低估了要素的未来租金即边际价值产品价格。是这个企业家比他的同行更有远见，并且将洞察付诸实践。他以利润的形式收获先见之明的奖励。他对生产要素价值被普遍低估的认识，以及他的行动，将导致利润最终倾向于消除，因为他提升了这些要素的需求和价格。随着受10%回报率吸引的竞争者加入相同领域竞争，上述趋势会加强。不仅需求增加会提升要素的价格，而且产出的增加也会降低产品的价格，结果是回报率趋向于跌回到纯利率。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发挥了什么作用？他将生产要素显然是非专用要素从其他生产过程转移到这个生产过程。通过出价购买和雇佣，他能够将要素从折现边际价值产品价格较低的生产配置到折现边际价值产品价格较高的生产中。通过预测要素在哪里更有价值，他更好地服务了消费者。因为要素价值更高，根本原因而在于消费者对于它们的需求更强烈，即它们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样才会意味着更高的贴现边际价值产品价格。

显然谈论无论什么水平的现行利润率都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哪种利润率不是瞬息万变转瞬即逝的。因为任何已经实现的利润都会因为它所引发的企业家行动而趋于消失。而基本比率即利率则是不会消失的。如果我们从一个动态经济体系开始，并假定价值表、原始要素和技术知识都是全部给定的，那么其结果将是利润被消除，达致一个只有纯粹利率的均匀轮转经济态。然而，品位和资源的不断变化持续地转移着最终均衡目标，并设定企业家行动所指向的新目标，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的最终趋势将再一次使利润的消失。因为均匀轮转经济体系意味着不确定性的消失，而利润则是不确定性的结果。

很多外行人甚至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只看得见经济活动中的利润，却看不见损失，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经济不应该被描述为利润经济，而应该是损益经济。当一个企业家对他未来的出售价格和收入作出了错误的预估，就会出现损失。比如说他以1000盎司买入要素，并将它们制成产品然后以900盎司出售。他没有认识到，与要素的折现边际价值产品价格，即与他的产品价格相比，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被高估，资本化过度了。因此每个企业家都是因为他预期能够获得利润所以才投资于一个生产过程的，换句话说，他相信与要素的未来租金相比，要素的价格被市场低估、资本化不足。如果他的判断被证明是对的，他将获得利润；如果他的判断被证明是错的，市场并未低估该要素的价格或者甚至高估了，他将遭受损失。

损失的本质必须仔细界定，假设市场利率为5%，一个企业家以1000盎司的价格购入要素并在一年后以1020盎司的价格出售产品。此时他是亏损还是盈利了呢？看起来他不仅赚回了本钱，还多赚得了20盎司，也就是2%的净回报。然而考虑到他原本可以在其他地方用他的资本赚得5%的净回报，这是以自然利率理应获得的回报，他原本可以通过向其他任何企业家或消费者借款以实现这一回报。而他自己的投资行动仅获得了2%的回报。因此计算他的投资成本，不仅仅是他用于购买要素的1000盎司，还应加上他所放弃的赚取5%利息的机会成本，也就是50盎司的成本。因此实际上他是损失了30盎司。在一个利率为5%的真实经济体系中，假设生产线A为某个企业家带来10%的净回报，生产线B实现2%的净回报，其他生产线实现5%的净回报，那么A生产线就获得了5%的纯利润，B则遭受了3%的纯损失。投资生产线A的企业家准确的预估了市场对其要素估价低于真实；投资生产线B的企业家错误地认为市场低估而真实是估价正确。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所有未来的评值都是已知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价格低估或高估，也就没有企业家的利润或损失，有的只是一个纯粹利率。在现实世界中，盈利和亏损几乎总是与利息回报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对它们的区分在概念上是成立的，而且十分重要。但在实际操作当中这样做绝非易事。

均匀轮转经济体系的实质是所有生产要素都被配置到其折现边际价值产品价格最高的领域，这些是由消费者的需求表所决定的。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现代世界，做决定的几乎总是消费者自己。这实际上把资本家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消费自己产品的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给定劳动与土地要素库存的自然事实，为经济系统做决策的正是消费者。消费者通过购买或不购买，决定了生产什么产品数量多少，同时也决定着所有参与生产的要素收入。这个规则的一个明显例外出现在资本家或者劳动者对某一特定生产线具有强烈的偏好或厌恶的时候。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某一极受厌恶的生产线的均衡回报率会远远高于一致利率；反之，备受喜爱的生产线的均衡回报率会低于一致利率。当然，这些偏好必须足够强烈，可以影响相当数量的潜在投资者或劳动者的投资或生产行动，才能使回报率发生变化。

许多批评家抨击企业家们在现实世界中盈利，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没有必要的。利润难道不是经济体系中出现了某些问题或者某种失调现象的指标吗？答案是肯定的，利润是失调现象的一个指标，但它与通常所指的意义恰恰相反。正如在上文中所知，利润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发现并纠正失调现象的一项指标。这些失调现象不可避免地与变化万千的真实世界共生并存。一个人要获取利润，只能凭借他超凡的远见和判断力去发现某个失调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市场对某些要素价格的低估。通过投身这种境况并获得利润，就唤起了每个人对这一失调现象的关注，并引发最终消除他的力量。如果我们一定要谴责某个人，那也不应该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家，而是那些蒙受损失的人。因为损失是一个信号，说明他通过配置与消费者需求相比价格被高估的要素，进一步增加了失调现象。一个人获得的利润越多，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越值得赞赏，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独自发现和纠正的失调现象也就越多；反之，一个人损失的越多，他就更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对失调现象的贡献也就越大。当然我们不应该对显然错误的失败者太过苛责，因为他已经以损失的形式受到了惩罚，这些损失使得他远离他在生产中扮演的差劲角色。如果他在参加所有的生产过程中总是失败者，那么他将彻底失去企业家这一角色，做回一名工薪族。事实上，市场对高效的企业家的奖励，对低效者的惩罚，是与他们的贡献相称的，一直都具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家，他的资本与资源会持续增长，而鲁莽的企业家们的资源逐渐缩水。然而这个过程并没有必然的自我加强的趋势。若一个先前优秀的企业家，突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将遭受相应的损失；若一个先前蹩脚的企业家做了一次准确的预测，他将获得相应的收益。市场并不会因为某个企业家过去的成功而多敬他三分，不论他的成功是如何伟大。另外一个人的投资规模，并不是企业家能够取得丰厚利润或者避免传统损失的保证。资本并不必然产生利润，一个人做了不稳健的投资，可能会损失一万盎司黄金，与一个人投入50盎司于可靠的项目已可以带来利润，二者是一样确定的。

第二节  企业家角色与收入

一、商业收入

经济活动中的净收入，以工资的形式归属于劳动，以地租的形式归属于地主，以利息的形式归属于资本家，而利润或亏损则归属于企业家。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商业生意的所有者发挥企业家功能，在一个总在变动的世界中承担不确定性的后果。企业所有者也是资本家，他们向劳动和土地要素投入当下资金以赚取利息。他们还可能承担经理职位，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赚取隐含的管理工资，之所以说“隐含”是因为他们本可以付一笔薪资雇用经理。这一隐含的工资将等于所有者管理服务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而这往往等于“被放弃的机会工资”，即他作为经理在别处也可挣得的报酬。但是，在预付资本或可能的管理工作之外，拥有资本的商人是否存在某种功能而且在均匀轮转经济态中也依然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确实担负着无法雇用其他要素来担负的其他功能。这超出了单纯的预付资本的功能，而且在均匀轮转经济态中仍旧存在。因为缺少更好的术语，所以它可以被称作是决策功能或所有权功能。受雇的经理人员也许可以成功地主导生产或选择生产过程，但是生产的最终责任和控制却不可避免地依赖所有者，而商人的产品在未售出前就一直是他的财产。正是所有者作出了向某一特定过程投入多少资本的决策，尤其是所有者本人必须亲自挑选经理人员。因而关于使用其财产和选择经理人的最终决定必须有所有人而不是其他人作出，这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功能。而且由于即使在均匀轮转经济态中也需要雇佣合适的经理人并在最有效的过程中进行投资的技能，所以它也存在于均匀轮转经济态之中。即便这些技能是固定的，一家企业与另一家企业在运用它们时的效率也会不同，并且获得的回报也会相应的不同。

对每一家企业来说，决策要素都必定是专用的，我们不能将其所得视为工资，因为它不能被雇佣，因而也不能挣得隐含工资。我们可以称这一要素获得的收入为“决策能力的租金”。显然，这一租金将等于要素折现边际产品价值，即它贡献给企业收入的数额。由于在一个所有者与其余所有者之间，这一能力是不同的，租金也相应地会不同。这一差异导致了在某一行业中高成本和低成本企业的现象，也表明企业间效率方面的差异不是唯独由不确定性导致的，也即“决策能力租金”亦存在于均匀轮转经济太态之中。

总而言之，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体系中，属于商业所有者的收入将由四种要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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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专门地研究了企业─资本家问题。因为企业家是与自然的不确定性有关系的行动人，雇佣并预付其他要素的投资者，发挥的异常重要的企业家功能。在对投资多少、向何处投资进行决策时，他就是现代经济的推动力量。在预测市场的劳动需求和选择相应的进入某一市场方面，劳动者也是企业家。因预期更高的工资而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企业家，并且可能会从其行动中得到货币利润或损失。企业─资本家与劳动者─企业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只有前者会遭受生产中的负收入。即使一位劳动者移民进入的国家报酬低于其预期，他承受的仅仅是相对于他在其他地方本该挣得的收入中的级差或机会损失。但是他仍然能够从生产中挣得正工资。甚至在不大可能出现的劳动相对土地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也不会得到负工资。但是雇佣其他要素的企业─资本家可能而且确实会从其企业家努力中遭受真实的货币损失。

二、个人消费服务

一种重要的劳动者─企业家是向消费者出售个人劳动的卖家。这些劳动者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家。此类服务的卖家如医生、律师、音乐演奏家、仆人等等，都是自我雇佣的商人，除了他们已经投入的不论何种资本的利息之外，他们可以挣得自己劳动的“隐含”管理工资。因为与他们的劳动服务相比，其企业财产和决策的范围相对地无足轻重，此处我们便可以忽略其决策租金。尽管唯一的雇员可能是所有的自己，它仍然具有管理性工资。另外，将家政服务人员归类为“自我雇佣”者显得有些怪，但在家政服务也是将其服务出售给消费者而非资本家的意义上，家政服务者与医生或律师并无差别。因此，劳动者─企业家所挣得的特别收入：几乎仅包含劳动收入的商业回报。我们可以称这种类型的工作为直接劳动，因为这种劳动直接作为消费品，而非一个受雇的生产要素来提供服务。而且因为它是消费品，这种劳动就直接由市场定价。

这类商品的价格决定，在需求侧与任何消费品相同，而在供给侧存在差别。消费者依照其价值表来评值服务的边际单位，并决定如果要购买一些的话，应该购买多少。大多数消费品的市场供给曲线都是垂直线，因为一旦生产出来，对企业家而言产品的销售就是无成本的，他没有可选用途。然而，个人服务的情况就有所不同。首先对工作而言，闲暇是一个明确的替代选项；其次，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如果其工作的收入难孚人意，劳动者可以在生产结构中进一步转入较高报酬的工作。结果是对这种类型的消费品而言，供给曲线倾向于更加平缓且向右倾斜。如同所有要素所做的那样，服务的卖家或直接劳动者挣得他售予消费者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他会将其劳动配置到其折现的边际产品价值最高的地方因而也是工资率最高的地方，不论其在什么部门，在生产结构中的地位是高还是低。因此，生产时在直接劳动与非直接劳动之间进行配置的原则，与在非直接用途的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原则是一样的。

三、市场计算和隐含性收益

在真实的世界中，每一项职能未必一定需要由不同的人来履行。同一个人可以是地主和工人。一位音乐家和一位医生毋须成为员工即挣得工资，他们每个人的工资都隐含于其所获得的收入之中，即便是直接从消费者那里获得。一家特定的企业所有人会拥有土地，并且参与到资本品的生产过程中来。所有者也可以管理他自己的企业。在实践中，不同的收入来源只能通过将这些收入作为市场决定的价格来参考才能被区分开来。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人拥有一家企业，他投入资本，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他还自己经营这家工厂生产资本品。他在一年的周期中获得1000盎司黄金的净收入。他怎样才能估算其收入的不同来源呢？假设他在其业务中投入的5000盎司黄金，他环顾经济环境并发现可以相当稳妥地赚得经济体系正倾向于达到的一致利率5%。那么他就可以得出结论，其净收入中的250盎司黄金是隐含的利息。接着他可以大致地估算出，如果他去一家竞争中的企业工作而不是投身于这桩生意的话，他将从管理性工资中赚得多少。假设他估算出他本来应该挣得500盎司黄金。于是他就可以再打量一下他的土地了。如果他将其租出去而不是自己在生意中使用，我们假设他本来可以从土地租金中收入获得400盎司黄金。现在，这位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劳动者─企业家，在这一年中获得了一笔1000盎司黄金的净货币收入。因此他可以以货币方式来估算一下他的成本是多少。这些成本并非被扣除掉以算出净收入的可见货币花费，而是隐含的花费，即他为经营其生意而放弃掉的机会成本。将这些成本加总后他发现它们总共为：

250盎司黄金        利息

500盎司黄金        工资

400盎司黄金        租金

──────────

1150盎司黄金      全部机会成本

因此这位企业家在这一段时间中遭受了150盎司黄金的亏损。只有当它的机会成本低于1000盎司时，他才会获得企业家利润。

这种估算未必精确，但这一事后计算的工具却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人可以指引其事前决策和未来行动的唯一途径。利用这一手段，他会意识到他正从其生意中遭受亏损。如果亏损持续得更久，他就将被迫将他的各种资源转向其他生产线。也只能是靠着这一估算，一位在企业中拥有不止一种要素的所有者才能判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的收益或损失，并进而配置其资源以力争最大的收益。

这种隐含收入估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被忽略了：没有一个显见的市场就不可能有隐含的估算。换句话说，当一位企业家获得收入时，他得到的是一堆不同功能的收入的复合物。为了通过计算将它们分离出来，就必须存在一个企业家能够参考的外部市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点，因为正如我们将要详细了解的，这对市场上单个企业潜在的相对规模是一个最重要的限制。让我们暂时回到我们假想过的一个例子中，其中每一个企业都是由全部的要素所有者共同拥有的，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工人、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区分。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将得自利息、租金收入或所得利润与工资收入区分开来。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了经济体系不可能完全由这类企业即被称作“生产者联合体”组成的原因。因为缺少一个有关工资率、租金和利息的外部市场，企业家就没有理性的办法，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配置要素。没有人会知道他把土地或劳动配置到何处以获得最大货币收益。没有企业家会知道如何以其最富价值生产力的组合来安排要素以挣得最大利润。生产也不会有效率，因为将会缺乏必需的知识。生产系统将陷入完全的混乱之中，每个人不论其身份是作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将因此而受到伤害。显然，一个生产者联合体构成的世界，都会瓦解为众多最原始的经济体，因为它无法进行计算从而无法配置生产要素，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及需求并因此为生产者获取最高收入。

第三节  企业家身份角色与不确定性

在熊彼特教授的引导下，人们一直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创新，即创制新方法，开发新产品的勇敢创新者打破平和的不变的商业常规。当然不可否认，发现和创造获取一种产品更有生产力的方法，或是开发有价值的新产品，是有其重要性的。不过在分析上，这个过程的重要性有被夸大之嫌。这是因为，创新只是企业家进行的活动之一。大部分企业家并非创新者，而是处于在可用技术机会的一个大框架内进行资本投资的过程，产品的供应受制于资本品，而非可用技术知识的供给。

企业家活动源自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家是市场偏差的调整者，使消费者的欲望与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当他创新的时候，他也是一位调整者，因为此时他正在调整的市场偏差是以一种新方法或产品的可能展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普遍的自然利息回报率是5%，而一位商人预估他如果创造一个新的过程或技术可以赚得10%的回报，那么与其他情况一样，他就发现了市场中的一个偏差，并开始纠正它。通过开启和生产更多的新过程，他履行着企业家的功能，向消费者的欲望与需求做调整，当然，这里“消费者的欲望与需求”是他想象中的。如果他想象并预估准确并获得收益，那么他与其他人会继续进行这种活动，直到偏差被消除，直到这一领域不再有纯粹利润或损失为止。

我们已得知，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遍及整个体系中的利率会是一致的。在真实世界中，还有额外的企业家成分，在个别有风险的投机中，根据风险的程度，附加到利率上。由于风险在精算上有一种确定的意涵，在这里我们不妨换称作不确定性程度。假设经济体系中基本的社会时间偏好率或纯粹利率是5%，资本家会以100盎司购买未来物品，一年后以105盎司出售。这样5%的回报就是纯粹回报，即它是假定105盎司必然会获得的回报。“纯粹”之意是指它脱离于任何企业家不确定性，它测度的是当前物品对未来物品的溢价，其前提是未来物品是确定可以得到的。

当然，在真实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确定的，因此纯粹利率即时间偏好的结果不可能单独出现。现在假设在一个具体的投机项目或行业中，可以十分确定一年后出售某件产品可以获取105盎司，那么如果社会偏好率是5%，企业─资本家将愿意为要素支付100盎司并取得5%的回报。但假设还有另外一个被认为是风险非常大的投机项目，其产品预期以105盎司出售，但该产品的价格绝对有可能下跌。这样的话，企业家们就不会愿意为要素支付100盎司。他们承受额外的风险，应当得到补偿，要素价格可能最后是90盎司。因此一个给定投机项目在事前看起来越有风险，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前所要求的预期利息回报也就越高。

因此，在市场上利率的一个完整结构，会是在纯粹利率上叠加而成的，随着每项投机预期风险的高低而变。与这个结构相对应的，是借贷市场上利率与此相似的多样性，这是由于借贷市场通常是从商品市场衍生而来的。从长期来看，在数据不变的情况下，趋势将会是人们逐渐意识到，某些投机项目持续产生高于5%的回报，于是这项投机的风险成分便会下降，其他企业家也会进入到这种类型的投机，利率就会趋向于回落至5%。因此利息结构各不相同的风险并不会使利率趋于一致的倾向失效。相反，任何多样性都算得上是不确定性的各种风险的一个指数，这种风险仍然在市场上存在，除非数据冻结，均匀轮转经济态实现，它才会消失。如果数据真的保持不变，那么均匀轮转经济体系的一致性也就随之出现。正是因为数据一直在变，因此也就在不断更替旧的、创造新的不确定性，我们才没有均匀轮转经济体系的那种一致性。

第四节  风险、不确定性与保险

企业家竞争处理的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然而，某些形式的不确定性可以转化为精算风险。当一个事件是大量同质事件一类中的一员，且对于这类事件的发生频率人们有足够确定的知识时，风险就出现了。例如，也许有一个生产螺栓的企业，它从长期的经验得知，这些螺栓中有几乎固定比例比如1%的次品，尽管人们不会知道哪个具体螺栓是次品，但知道次品总数量所占的比重。这种知识可以将次品的百分比转化成企业运作的确定成本，尤其是当这个企业中有足够多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在其他情形中，一个给定的损失或灾害比如火灾相对于企业的运作而言可能很大，但并不频繁。在企业数量庞大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可度量的或可精算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形下，企业可以自己共担风险或者由一个专门的企业比如保险公司为它们组织这一活动。

保险的原理是企业或者个人都面对风险，并将风险汇总起来形成一类同质事件。一千个企业的内中没有一个企业知道谁家自己是否会发生火灾，但会有10家遭受火灾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话，每个企业都去投保以共担风险也许就是有利的。每个企业都会支付一定的保费，蓄集到一起去补偿那些发生火灾的企业。作为竞争的结果，组织保险服务的企业，其投资会取得通常的利息回报，不多也不少。

风险与不确定性可以分别归入更为宽泛的两个范畴之中：类概率与事件概率。类概率指的是：对于有关问题，我们知道或认为知道整类事件、现象的行为的一切，但对于具体单个事件、现象，我们只知道它们属于这一类。

可保险的风险是类概率的一个例子。商人知道一个总数量的螺栓中会有多少个螺栓是次品，但他们不知道具体哪些螺栓有缺陷。人寿保险中，死亡率反映的是人口中每个年龄组的死亡率，但它们不可能知道具体某个人的寿命预期。

保险企业有他们的问题。只要知道了有关单个事件的一些信息，它们就会将这些事件分解为若干个子集，从而保持类的同质性，即目前所知类中所有个体成员在有关属性上的相似性。因此一个年龄群中的一些子集可能由于他们的职业而有较高的死亡率，这些子集就会被分离出来，从而对两类情况收取不同的保费。在知道子群体差异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仍旧向所有人收取相同保费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健康的或者风险较低的群体，将会补贴风险较高的群体。除非前者就是想要给后者这样的补贴，否则的话，这个结果不可能在竞争性的自由市场中维持下去。在自由市场中，每个同质的群体都会趋于根据其精算风险，加上一笔保险公司的利息收入和必要成本来相应地支取保费。

大部分不确定性是不可保险的，因为它们是独特的单个事件，而不是一个类的成员。对于每个人或每笔生意来说，它们都是独特的事件。它们也许会与其他事件有相似之处，但并不与它们同质。个人或者企业家对于具体事件的结果有所知晓，但并非完全知晓。正如米塞斯所定义的：事件概率指的是对于一个具体事件，我们知道某些决定其结果的因素，但还有其他决定性因素，我们是一无所知的。

对于企业家而言，预估未来的成本、需求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确定性事件，他们必须用上特定的理解方法和个人对于形势的判断，而无法借助于客观可度量或可保险的风险。用诸如赌博或打赌之类的词语形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情景并不准确。这些词语在情感上有贬义的含义，其理由在于：赌博或打赌指的是为了享受不确定性本身而创造新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情形。赌骰子还有赌马都是打赌者或赌徒故意创造出来的新的不确定性，若是没有他们的创造，这些活动本就不会存在。但企业家并非是为找乐子而创造不确定性，恰恰相反他是尽最大可能消除不确定性。他所对付的不确定性是市场形势固有的，事实上也是人类行动的本质中所固有的，必须有人与这些不确定性打交道，而企业家则是最有能力或最有意愿的候选人。同理，赌场或者赛马场的运营者也不是在创造新的风险，他是一位试图判断市场形势的企业家，他既非赌徒也非打赌者。

本章的结语是：利润与损失是企业家不确定性的结果，精算风险会转化为商业运营的成本，与利润或损失无关，除非精算的估计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