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分歧为二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怀想另一条”，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到底是命中注定，还是偶然至此？如果换一种选择，另一条路上的人生是更圆满，还是更遗憾？这的确是一份致命的诱惑。可惜生命如单趟行旅，我们自然无法倒退回命运的岔道口重新来过。好在还有小说，你可以经历别人的人生——那条你不曾选择的路。比如，你一边享受着体制带来的舒适和安稳，一边埋怨着体制的沉闷与呆滞。那么，离开还是留守？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中篇小说《模范青年》就写出了这种抉择之痛。作品塑造了两个青年——“我”和周琪源的不同命运，他们是专科警校的同学，后来是单位的同事，都是希望出走的青年警察。最终，自由不羁的“我”顶着全家的压力勇敢走出去了，从报社的临时工到刊物主笔再到无业游民，从镇到县再到省城，漂泊无定，落拓不堪：
“若干个城市／若干家单位／若干间租房……始终保持在一万元左右的存款／毫无意义的累加／生之疲乏”，但“我”终于没有变成鲁迅笔下的吕纬甫“我在年少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我”拒绝老死在麻将桌上，被平庸的生活谋杀，“我”活在生命的不确定中。勤奋克己的周琪源似乎是“我”掐掉的另一条生命的轨迹，他继续待在单位内，如学生时代一样苦读，写作，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锁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希图能有一天得到别人赏识调到省城工作，以另一种稳定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出走”，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意他的努力，他成了“时光之水的桩子”，钉在原地。年华暗转，旧貌全非，只能看着“我”的背景离去，眼神如“青蛙一般楚楚可怜、哀怨痴楞”，既有无限的渴望，也有无尽的绝望。他的父亲从小对他施加的斯巴达式的教育，驯服了他的人生和一切蠢蠢欲动的念头，他娶妻、生子，过着和常人一般无二的生活。当病魔攫去了他的生命，“我”在整理他的遗物——一大堆奖章和证书时，告诉他父亲：“他做这一切，只为着出走。”他的父亲“猛然一惊，痛哭不止”。
谁才是“模范青年”，“我”还是周琪源？答案并不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周琪源，周琪源就是“我”。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没有哪一条更好，也没有哪一条更坏，唯有生命之流静静流淌。
作者阿乙，做过警察，阅人无数，对人性自有深刻的洞察，“我慢慢知道，我本质是个悲伤的人，悲伤降低了我的阅世门槛，使我以为世上并无一人值得嘲讽”。阿乙的文字真的是狠，想起多年前读过他的另一本小说《灰故事》
《灰故事》中的人物大多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角色，他们的挣扎，喘息，乃至死亡，都无法在时代的洪流中激起半点涟漪。他们来过，活过，然后走过，无声无息。每个故事的结尾都很阴冷，寒风似的扎进心里。
如《1983年》中的江火生，他仅仅因为躬下身去捡一张角票，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判断是要将之据为己有还是要送还店主，就被逮捕并坐了很多年的牢。因为1983年的中国，现实是最荒诞的小说。江火生不幸撞在了“严打”的枪口上，虽然没死，但脱了几层皮，他的命运由此拐弯。从前那个站在马路边，向姑娘们吹口哨求爱的青涩少年，还没来得及做绯红色的梦，就已经迅速地被时代的剪刀剪去了青春，剪去了一切的尊严。出狱之后，他戴上了墨镜，不再当众暴露内心。直到妻子难产死去，他终于稀稀拉拉地哭起来。文章的结尾只一句：“江火生至今还活着”，可是，他真的有勇气活在自己的记忆中吗？
“与其回避，不如直面”，或许阿乙正是让我们从绝望处看到希望，“太阳只有在寒冬尽头才会散发出巨大暖意”。但愿，我们能看到，能感受到，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带给我们的光明和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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