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小情绪，大脾气，二十八载不上朝。是“忠贤若在，时事不必至此；还是“心灰意冷，就此消极怠工”。万历皇帝的经历为我们修身、治企能提供什么借鉴呢？
1586年秋，看似平常的一天，二十三岁的万历皇帝突然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感身体有恙，需要停止早朝和经筵活动。接下来的几天，皇帝总有各种理由，将早朝和经筵活动彻底搁置。
万历皇帝这是彻底的闹起了情绪！九五之尊，集权于一身，难道说皇帝还能有心烦紧扣的事？确实有，而且还挺棘手。首先，被他尊其为师的张居正，就先给年轻的皇帝刷新了一遍三观。
张居正在位时推行赋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大明王朝的财政危机，使日趋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但在当时，明朝各县纳税拖欠已成惯例。地方官员又难以用行政手段强迫户主缴纳，一旦官逼民反乌纱帽可就没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去减免，这就变相鼓励了户主不纳税。张居正推行赋税改革要求各县必须缴足税收，那就意味着不仅是户主，甚至连地方官自己那部分长利都要缴纳出去，这就相当于动了地方上所有人的奶酪。
另外张居正在改革过程中，试图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员，在中央建立了一套完全听从自己的行政班子，这个举措确实加强了行政效率。但是很多官员认为他片面追求效率至上，甚至站在道德的高度攻击他；同时张居正把自己人放到高位，也影响了很多官员的升迁，这也使得很多人非常痛恨张居正。
张居正逝世后，御史雷士帧等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更要命的是，随着清算运动的扩大，一个叫冯宝的宦官被揭发出来，证据证明在皇帝年幼的时候，张居正和冯宝借机大肆敛财，这就是开文提到的彻底刷新了万历皇帝的三观事件。万历皇帝想：我这两个最亲近的左膀右臂，尽然是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贪婪敛财之徒啊！于是年轻的皇帝将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全部抛弃，下令抄家，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结果张居正彻底成了人亡政息的典范。
另外一件让万历皇帝不爽的事是选立皇子。万历想选择三子朱常洵当太子，但是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因为在当时，皇帝也要受到道德的约束，传统儒家讲：废长立幼与纲常伦理有关。于是在强大的内阁制和道德约束下，万历皇帝也败下阵来。当然，饱读经书的群臣也知道争夺皇位的残酷性，处理不好未来必然被收拾，所以要全力抗争。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写到：其实万历也不过是紫禁城里的囚徒，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于是在经历了张居正事件和选皇子的郁闷之后，万历皇帝彻底闹起了情绪，身为皇帝，却不能想做啥就做啥，实在没劲透了。于是所有礼仪活动、经筵活动干脆托故不出席，甚至早朝他都懒的去了。
1591年，随着申时行被弹劾，这个能够调和皇帝和文官集团唯一支点也消失了，于是消极怠工彻底成了万历皇帝职业生涯的常态。这也造成了有能力的官员心灰意冷、失望透顶；部分官员大肆敛财，肆无忌惮。懒政也彻底堵死了官员的升迁通道，万历也失去了领导全局的能力，大明朝彻底像患了瘟疫并不停蔓延，开始彻底走向衰弱的边缘。
历史是我们与过去对话和学习的平台。万历皇帝这个不称职的“管理者”，他的经历也值得我们去总结。从个人修身的角度讲，遇到困难不想办法去解决，而是选择逃避，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更糟；而孔子在《论语·卫灵公》说过: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居正事件和选皇子事件确实让人很郁闷，但是和治理国家相比，哪个更重要呢？显而易见！因为非核心问题造成的情绪化和逃避，必将会导致自己的目标利益损失。以上提醒我们遇到问题首先要积极的去面对，并根据事情的在全局的地位准确判断对目标的影响，并根据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能做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放在企业来讲，如果万历皇帝是一家公司的高管，他时不时因为员工提意见，或是对哪个部门负责人做法看不上眼，就彻底放弃对公司的管理，那只能说明他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卧底，当然这只是玩笑。一家企业老板和员工都闲得发慌，互相挤兑，这样的企业肯定发展不起来；员工很闲，但是老板很忙，这样的企业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只有从上到下，正确处理好公司每一层级的关系，做到全员调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的公司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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