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景召开不久的G20，这次我们也来看看春秋时期的国际会议是怎么样的，盟会是春秋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有的盟会是定期召开，有的是战后召开讨论新的利益格局，有的是临时商议重大事项如移民问题、环境问题等，还有的是个别强大国家没事约各路诸侯聚一聚，以此测试一下自己的权威和凝聚力，比如有位诸侯新盖了一所豪华办公楼，就发帖邀请各国元首来参观一下，想看看自己号召力如何。要知道，那时候即使是一国之君也没有专机，出个差都必须套上马车一路跋山涉水的奔波，很多人都是死在旅途中的，所以人家齐桓公能够九合诸侯是很了不起的。春秋时期的葵丘会盟、践土会盟、黄池会盟、徐州会盟最为著名，被合称为春秋四大会盟。那时很多人都是在盟会上成名的，如著名的毛遂、唐雎、蔺相如等。
我们重点看一下晋楚在鄢陵之战后召开的十四国外长会议，史称第二次饵兵之会，晋楚两个大国经过多年的征战，两家都撑不住了，再打下去就都完了，因此，这是晋楚两国大战后的和解，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类似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和二战以后的开罗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宋国召开的，开会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那些打酱油的小国家如陈国、蔡国、卫国、郑国等国家的代表早早就赶到会场，穿上东道主宋国的民族服装、品尝宋国的特色美食、并观看大型表演“睢水千古情”，拍照合影、没日没夜的开会并接受记者采访。与此同时，在一间重兵守卫的秘密小屋里，两位真正的大佬：晋国外长赵文子和楚国外长令尹子木已经达成了战后协议，盟会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意思是：晋的仆从国要朝贡楚国，而楚的仆从国要朝贡晋国，奉晋、楚为共同霸主，同时担负对晋国和对楚国的朝贡义务。但是，因为齐、秦两国也都有核武器，所以，齐作为晋的盟国，不朝楚；秦作为楚的盟国，亦不朝于晋。
会后晋国外长赵文子和楚国外长令尹子木共同会见了各国记者，晋国外长赵文子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晋楚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晋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楚外长令尹子木表示：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楚国欢迎晋国对全球发展、维和事业做出的贡献；对两国多方面合作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愿同晋方在更多领域展开合作。秦国并没有参加会议，但是秦国外交发言人表示尊重会议的成果。
会后，各国带着他们达成的协议回家，并积极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撕毁它。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晋楚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不过倒霉的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仆从国，他们本来只用伺候一个大国就行了，这下改成了两头受气，一会儿晋国要借用个地方进行军事演习，一会儿楚国又来安装个萨德系统，给弄的民不聊生。可笑的是，小滕国的滕文公屁颠屁颠的跑来开会也想分一杯羹，结果被告知滕国只能算是个地区，不算主权国家，因此不能获的参会的正式席位。两千年后，这种套路仍然在全世界普遍使用。
似乎会议的定义是人们为了解决某个共同的问题或出于不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交流的活动，希望借助集体的力量来产生来做出更加有效的决定。但是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写过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他认为，当一群人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愚蠢和疯狂会有叠加的效果，但智力却不会，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英明的决策在做出的时候常常会加上一个词叫做“力排众议”，因此，英明的决定根本不是群众的想法，伟大的思想也不是开会商量出来的，也不要相信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打架也许可以）。我们从小都被教育历史是被人民群众创造的，可是你在古今中外的史书上几乎看不到群众的立足之地，《春秋》里面没有群众，《史记》里面也没有《群众列传》，群体的心理过程并没有多少逻辑成份，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外，他不具备多少经验和合理的批评能力，他们处在一种能被轻易引导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乐意于被别人和自己欺骗，所以再大型的会议，真正的主角总是很少，领袖能够改变甚至制造人民意志，所以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而只是一种产物。你编一个天主教的故事就可以让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热血青年前赴后继的加入东征的十字军，把自己的生命扔在地中海东岸；你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概念就能让十八世纪的法兰西人把自己最崇拜的国王送上断头台，为了安拉而战斗的虔诚的穆斯林战士仍然乐意收到印着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头像的钱币。君权神授也好，自由民主也罢，终究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东西，既不真实也不合理，他们的存在只是因为群体需要这个概念，这些概念也因为他们存在了才显的合理，扯远了，收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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