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我爸爸算不上名人，但方圆几里，说起“陈会计”，无人不知。

我们村叫沿湖村，清清的汉北河像一条宽宽的玉带飘落在村前，看不见源头，也望不到尽头。我们若要去河对岸赶场（天门话：上街），得乘一辆机动渡船过去。拉船的人收完过路人的钱才拉纤启动，本村的人是不用交钱的。轮到我的时候，他看着面生，准备讨要，这时一个声音说：“她是陈会计家的小媳妇！”那渡船的老哥马上客客气气：“哎呀！一个村的呀！你请上来！你爸爸还好么？”“还好还好！在屋里烧火呢！”

我爸爸曾经是粮管所的会计，他对工作的勤恳踏实，远近闻名。打算盘珠子，村里无人能及，提起陈会计，人人竖起大拇指。村里人家有红白喜事，必要请他去，要么作主持人，要么作执笔先生（就是管事记账的）。那时候他总要穿得整整齐齐，拎上他那只久经年月的黑挎包。爸爸退休许多年，早就由一名师范毕业的教书先生退居乡野，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然而村里人还是对他恭恭敬敬，仿佛那些泥巴并不妨碍他骨子里的书生气质。

每回村里有事，爸爸总是大清早就去了。他不是去喝酒，是去“还人情”。他说，我们家大事小情，人家没少出力，现在人家有事，不用说都应该去帮忙的。

他在人家家里忙得一塌糊涂，到了喝酒吃肉的时候，却又谦虚客套得要命。傍晚时分，他替请客的人家把一切账目盘算明白，甚至帮人家把桌椅板凳都归置妥当，才瘪着肚子回家来。我婆婆一见着他，就骂起这个迂腐先生：“你个痴子！你又没吃饱吧？你说，还有哪个比你痴？！”

痴子，就是傻瓜。我爸爸乐意让妈妈骂，他也知道妈妈必定给他在锅里留了热饭热菜。他嘿嘿笑着，从他的黑挎包翻出两只红盒子：“看呐！得了两包好烟！”

“你就晓得喝烟！我说你这烟不喝行不行！”

“饭后一根烟，赛过老神仙！去去，盛饭！盛饭！”

我爸爸在妈妈面前，脾气好得出奇。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不管是家常菜还是大几桌的酒席，他都可以胜任。冬天，他们俩在厨房烧火，妈妈坐在灶门口搁柴，爸爸负责洗菜切菜炒菜。

“哧啦”一声，菜下锅了。“快炒！快炒！”“放盐！快放盐！”“哎呀！少放点！”你要是头一次去我家，定会以为在灶前掌勺的那个谦卑的矮个子老头儿是我妈妈新带的徒弟，你绝想不到他自个儿才是一等一的大师傅。没办法，他就喜欢被妈妈这样呼来喝去，换作别人，他早就恼邪火了。

那年夏天，家里栽中谷（介于早稻和晚稻之间的一季稻谷），请了好几个帮工。因为要“待饭”（请帮工在家吃饭），爸爸叫我在厨房帮忙烧火炒菜。他从碗柜里拿出一袋豆糕（一种由香干和调味料压制成的豆制品，形似方块豆腐，酱褐色，有树纹），吩咐道：“去园里摘点青辣子，和豆糕一炒！”我想，不就是豆腐嘛，这个简单！我见过我母亲煎豆腐，豆腐在油锅里滑来滑去，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可是这豆糕偏偏欺负我，我放了再多的油，它都滑不动，拿锅铲一铲，碎了不少！爸爸从那忙得团团转的泥巴田里回来，正巧看到这一锅框框散的豆糕，顿时火冒三丈：“你是怎么搞的？！谁叫你翻来翻去？豆糕要多诓（音kuàng，意思是烙）一会儿！晓不晓得！”我含着眼泪，心里念着几百里外的自己的父母亲，终于还是将那一顿饭做下地了。吃饭的时候，我见爸爸对那几个帮工满脸堆笑，笑得快要开出花来，心里便难受极了：“就知道吼我！对一个外人都比我好！”

过了许多年，我才明白，有时候对外人的好，那是客气。再说，我那时连煮粥都不晓得要放几把米，笨手笨脚，若不是他教着，训着，也包含着，怎么学得会做饭呢？

那时候我二十几岁，不爱出门儿，不爱在村里走动，有时为了多识得几张面孔，便跟着妈妈去看她们打麻将。东南西北风，她们打得兴致盎然，我却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功夫就来了瞌睡，后来便不愿去了。我虽在家呆了几个月，一出去，还被人喊作“稀客”。

说到底，远嫁的人要真正做到入乡随俗，是很难的。比如，做油煎茄子，我记忆中我母亲的做法一般都是切厚片，横竖刻几刀（便于入味），泡出黑水，沥干，再用油煎，加蒜瓣儿翻炒。而爸爸每次做的茄子，都是滚刀片，醋是必须多放的，吃的时候牙齿酸得要掉。后来我发现，不光是茄子，还有鱼，莲藕，豆芽菜，大白菜，统统要放醋！我开始是极抵触的，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做红烧茄子，也是必须放醋的。

我认为做菜这件事，不必有公式，可以一菜多吃，变化着做，随口味变化，随季节变化。譬如炖鸡，春季可以土豆炖鸡块，夏季可以黄瓜熬鸡汤，冬季可以萝卜炖鸡块，至于黄花菜，那是四时皆宜。而到了我爸爸这儿，这些搭配统统不合格！他认为鸡汤的最佳搭档是“粉丝”，这就跟传统文化一样，没得商量！

在他那儿，凡事都有固定的章程，并且几十年不得更改。他写对联，用排笔写，一横一竖循规蹈矩，没有一个笔画敢出格的。他的稻田里的秧苗，也必须一排一排笔直笔直的，不许打弯儿。

我不记得我是否下到家里的水田栽秧过，若是有，那个日子也必然有点难熬的。因为对于种田，我从没有受过严苛的训练。我们小时候去插秧，我父亲说：“怎样都可以！只要长谷子就行！”

我们姐妹几个胡乱地跟着大人滥竽充数，一会儿波浪线，一会儿大于号小于号。我们前头走，母亲在后头弓着腰修修补补，再大的田也会完工的。过了不多日子，牵着家里的水牛去田埂上吃草，见到那一片片秧苗青青，生意盎然，无论直的，还是不直的，都一样好看。

割谷的时候，常常遇到一行谷子到了半道儿就没了，心里明白，这半截儿是母亲后来补上去的。

有一次爸爸做腐乳，做好了是要准备送人的。他拿刀对着那一盘雪白的豆腐，在空中比比划划半天，深怕一刀下去就歪了。我在一旁看得焦急，便叫他不要过于讲究，不就是腐乳嘛，块头大一点小一点有何妨？他哪里听得进去，因为这个“美”是要给别人看的。他一生最怕怠慢了别人，任何事都不得敷衍。

一零年，家里建新房。中途姐姐打电话来与我们说，有一堵墙没有做好，歪了！这还有什么话说？哪有师傅拿了工钱不好好做事的道理？我们告诉爸爸，这事没得商量，拆！他老人家却不肯开罪师傅，一是他从没有批判外人的习惯——批判家里人是常有的，二是他顾虑师傅一恼火会在房子上使什么阴招，以致家中不顺——他既读了很多书，也是极封建迷信的。

我们因为这做坏了的墙狠狠地和爸爸置了一回气，把我们积攒得满满的忍无可忍的意见也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为着房门是乳白色还是枣红色，为着厨房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我们和他在电话里争论，准备“算总账”！最后，他“输”了！他一赌气，跑回老家，撂挑子不干了！

爸爸在家里，极为重视他作为长辈的权威，有时候是蛮不讲理的。但是，出了家门，他是个谨小慎微，和和气气的人。我从没有见他与人结怨，与其他什么人红过脸，都是他委屈自己和家里人，成全别人。

每到年关，我们家的“人情”总是雪片一样满天飞，我们去吃酒，吃得不情不愿，只有爸爸，深怕落下哪一家没有送“人情”，惹人家不高兴。

去年腊月，爸爸因为心脏的问题住院了。恰巧村里有个年轻人来接客，我们的大学生丫头在家，只听来人说：“初七的水生屋里喝酒！”丫头去医院把这请喝酒的话跟她爷爷学了一遍，爷爷忙不迭地打了一通电话，村里所有在初七那天请酒的都打听了，却“查无此人”！我们推断这个人是“走错了”。丫头大笑：“这下好了！白捡一提罐头！”

爸爸怎么也不信来接客的会走错门儿，他福尔摩斯探案一般，没两天功夫，兴冲冲地打电话来，说他终于弄清了原委：那个人不是什么水生，是叫水清。丫头听错了。

爸爸是个节俭惯了的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把青菜可以吃三顿。有一次，丫头告状，你看你看爹爹炒的萝卜丝！我一瞧，一只小碟子，五根胡萝卜丝，粗粗地切，加上青辣椒和一大堆姜蒜，这也是一道菜了。但是，人情比天大，宁可亏待自己，不能叫人家说“拐话”，这是他一辈子奉行的哲学。他的迂腐，是根深蒂固的。

若说爸爸有什么地方令我敬仰，令我震撼，那当是他对婆婆的始终如一的爱惜。我从未见他因什么事情与婆婆大声争辩过，更不要说呵斥了。在她面前，他就像春风春雨一样柔软。

八年前，婆婆中风了，爸爸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护理任务。他为她认真地做每一顿饭，但凡有好吃的，他全堆在她碗里；他为她铺床叠被，给她打水洗脸擦身；他扶她学走路，在晴天，在雨天，一遍一遍，像对待婴儿般耐心。

妈妈先后三次中风，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一次，落下了尿失禁的后遗症。爸爸因此更加忙碌。生活给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磨砺，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他不仅不嫌麻烦，反而觉得照料病中的妻子是他的荣光。他依然在所有的人面前毫不掩饰地夸赞她，珍视她，直到去年夏天，妈妈松开了他牵了几十年的手，他们不得不永别。他对妈妈的情意，就像冯骥才所写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外人无法参透。

妈妈走后，仿佛把他的魂灵也带走了，许多日子，他闭门不出，茶饭不思，动辄啼哭。我与他说话，不管什么话题，他总能千方百计地绕到妈妈身上去。

最近几个月，爸爸才仿佛大病初愈，他的脸上有了笑意，他愿意和街坊邻居们打牌逗乐，他甚至随着大孙子出了趟门，逛了一圈大武汉！从武汉回来，他逢人便说，孙女的学校好大好大，走也走不完；孙子大手大脚，去餐馆里点的菜多么多么贵！他的语气是喜滋滋的，他为孙儿们骄傲。

无论什么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他都高兴得很，他说谢谢我的记挂。过年以前，他会特意叮嘱我买一身新衣服，他说我“舍不得，年年回来穿得像个乞丐”，我哪里有他说的那么惨呢？听到这个话，我才明白，这么多年过去，爸爸是真的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了。

爸爸老了，老得没有精力与我们争辩，老得我们回家的时候经常开会批斗他，他也不再还口。我们把他当一个爱犯错的小孩儿，虽然有问题，却还是由他去。那些张牙舞爪的时刻，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写这篇长文的时候，我的窗外阳光灿烂，草虫鸣唱，客厅里飘荡着瓜果的香味，孩子在卧房里熟睡。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他，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不会听见。我想问问他，他当年有多不喜欢我？我还想问问，如今我做的饭菜可合他的口味？我想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被年复一年的生活磨圆了棱角，不再计较对与错，真与假，我们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对方？这一切，都没有答案了。

     

                                2018年6月10日

                （爸爸在重症监护室第五天）

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