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堡文化研究 第297期
作者：和谷
编辑：秦陇华
我不谙集邮，不知杜甫先生盼望的家信上贴的是怎样的付款凭据的邮票，只记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千古名句，让多少天涯人断肠。诗人在安史之乱的日子里，“烽火苦教乡信断”，到了春深三月，战火仍连续不断，老先生多么盼望家中亲人的消息，这时的一封家信真是胜过万金。
如今的电子时代，快捷方便，却几乎断送了书信和信封上的邮票之命运。信和邮票，突然在某一天嘎然止步，如同“家书抵万金”的诗句，被送进了历史的收藏馆。偶尔去光顾它，是在寻找遗失的往事，惦念流逝的心情，至于集邮的商业行情涨了跌了，与我却很陌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家乡土窑洞里读小学，不会给谁写信或收到谁的来信，与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隔断的。一天，老师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可以给苏联的小学生写信交朋友，信写了却不知寄往何处，寄给哪里的阿莎，不了了之。或者帮不识字的邻家读亲自部队上的儿子的家信，学着写一封回信，贴上一枚邮票投入邮筒，寄向遥远的地方。
直到在镇上读了初中，遇上文/革大串联到了北京、延安，才知道给家中父母写一封信报平安。真正收到的第一封信，是来自天安门照相馆的信，里面装着我的留念照。当时已经当了回乡知青，是用一双掏粪的脏手打开信封的。到省城上了大学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写信收信的生活，几乎每个月跑一趟门口的邮局，掏八分钱买邮票，与家里联系。由于经济困难，也便珍惜起八分钱的邮票来，常常将家里来信的邮票剪下来，放在洗脸盆里的水中浸泡，然后洗去上面的粘液，贴在木质或玻璃上晾干，夹在书册中。邮票大多是天安门或工农兵宣传画的图案，后来有了花花草草鸟鱼禽兽风光名胜的图案，总是对新发行的邮票抱有一种兴趣。
假期回家，在邻家发现了一本旧《康熙辞典》，在书脊的破损处粘了几枚邮票，是清朝和民国年代的，其中有龙和帆船的图案。曾祖父辈在清末民国出过读书人，编撰过县志，与大学教授黎锦熙等名人过从甚密，留下了此件宝物。邻家见我是读书人，挺喜欢的，便送给了我，如获至宝，后来却散失了。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也还是信件和邮票的时代。我先后在红缨路、教场门、莲湖巷当编辑，来往的信件稿件繁多，常常注意把来信的新鲜邮票剪下来，放在一个抽屉里或装入大信封收藏起来。儿子上学后，对邮票感兴趣，我把集攒的邮票给了他，算是一种珍贵的礼物。遇到儿子生日，也往往送一套价值不菲的集邮册给他，多年后竟然积攒了厚厚一大摞。我也常去西一路与案板街朝北的巷子游逛，如今的手机一条街曾是热闹的集邮一条街，我只是个看客，没有做过一笔集邮的买卖。
有几年时间，我与《香港文学》有文稿来往，他们是同仁刊物，政府不可能拨款办刊，刊登了我的文章付不了稿费，只是折算成订购刊物费用寄赠。寄来的大信封上，总有非常美观的邮票，有伊丽沙白女王的图案，我总是小心地收起来，转交儿子保管。那一年我从客居的海南岛去欧州途经香港，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寄了一套当地首日封的邮票和明信片，儿子回信说很喜欢。儿子去美国读博，已经到了新世纪，只是寄回了几封信，联络多是电话或手机短信，彻底告别了“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可他还惦记他的集邮册，没有忘记嗜好。
邮票：中国大龙 和 伊丽莎白头像(香港)
手机短信总不能贴上一枚美国的邮票，速食的时代似乎把一切都很快消化了，不留下一点痕迹。人类在文明进程中获取了许多，同时也丢失了许多，比如家书，比如邮票，被作为无用之物无情地抛弃了，这是一种悲哀。现代人，少了家书和邮票，已经少有了情感和往事的凭据或者物质的证明，在虚拟的空间中游荡，在时间的风雨中流浪，繁复而一无所有，到哪里去寻找简单而悠远的人与人交际的形式。据说电子商务和网购趋向潮流，特快专递堆积如山，它没有贴一枚邮票，只给你一个收货单的轻薄的纸片。你很快把它丢入了垃圾堆，它也是一种交易凭据，却与精神和心灵无关。
如今有了电子邮件，只须点一下鼠标，信件稿件便在几秒内送达对方。偶尔需要邮寄纸质资料，才上一趟邮局，在冷冷清清的寄信窗口买一枚邮票，把信件投入信箱。是重温，也是在怀念家书的一种仪式，对自己与邮票这种事物的一种无奈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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