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代的科举文章，还是当今的高考作文，从发展脉络来看，都经历了意识形态逐渐收紧的过程。尽管最终都发展为“不说自己的话”，但在“应该说什么话”上，古今却并不相同。
1、从“素质教育”到“代圣人立言”
科举制度经历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两个阶段。
科举，顾名思义是“分科举士”。唐代的分科种类，五花八门，几乎你有一技之长就有可能选到你需要的分科。
甚至唐代的分科随意到因人而设，你会写诗那就考你写诗，你精通水利那就考你水利。杜甫就是根据皇帝的“特科”召试文章，成为备用公务员的。
唐代科举的“常科”里有道家、儒家的经义，你擅长道家神仙学说，也有进身机会。
开元间，又增设“博学宏词”科，让广大文艺青年也有机会进入体制内；武则天时期，又增设“武举”科，没文化有武力也被照顾。
可见，到唐代中叶时，科举考试的内容还非常接近当代所言的“素质教育”，几乎任何专长都有用武之地。
然而这种繁荣局面很快被“经义”、“策论”两科一统天下，科举考试的内容渐行狭窄。到了宋高宗时期，重开“博学宏词”科，尽管是辅助科目，但多少又丰富了士子的上升渠道。
必须说明的是，唐代的“经义”，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必“代圣人立言”；策论更是可以指点江山，就国家大事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是受欢迎的。因此，学子们尚有极大的思想自由度和真才实学的发挥空间。
宋代朱熹出，“经义”被彻底限制，不仅是命题作文，还是命意作文，考生的观点是不允许超出经典原义和朱熹释义的，当然此两者也往往是一回事。
不许发挥个人观点，完全“代圣人立言”。从此，“不说自己的话”成为中国考生的规矩和习惯。
经过蒙元的洗礼，明代强化了中央集权，不仅在内容上钳制思想，在格式上也做出标准，这就是“八股文”的由来。从此，中国考生研磨“套路”的生涯，就算开始了。
国家考试的内容收紧，从个人才能测试发展为意识形态限制的过程，是国家体制中央集权逐渐强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越专制越收缩到意识形态领域，到清代发展到顶峰，科举考试从选拔国家管理需要的人才，演变为选拔国家认为安全的人才。
2、从“代圣人立言”到“为政府代言”
古代科举考试只讲“代圣人立言”，还没有发展到明目张胆“为政府代言”的地步，可见以帝王为核心的专制体制，在意识形态管理上底线尚存。
当代高考作文也曾几度繁荣。大家看民初的高考作文题目：
“研究国故”与“保存国粹”是不是同样的事情？（国立北京大学，1924年）
对外战争与民族解放论（国立中山大学，1929 年）
我国文学今后应有之趋势（国立同济大学，1934年）
这些高大上的题目尽管有明显的策论遗风和学识门槛，但毕竟可以自由表达，所关注的也是超然于政府之外的社会重大问题。
1949年后，高考作文以记叙文为主，重点是新人新事，考察的是文字组织能力，更加侧重文采和才情。
但到了196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的高考题目是《说不怕鬼》。与民初作文题的绝对开放性相比，这个题目一上来就排除了“真的怕鬼”这个选项。即便考生相信鬼神的存在并且真的很怕，也要“说不怕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题目？因为当年毛泽东下令中国科学院编集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暗喻不怕国内外反对革命的敌人。
千百年的“代圣人立言”演变为“为政府代言”，由此而始。无论哪种代言，其本质都是“不说自己的话”。
是否认同政府意志，被纳入高考考试的选项。
3、从“自由表达”到“观点限制”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初期，高考作文一度返璞归真。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的作文题目是：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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