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有声音在我的内心深处质疑自己。
我琢磨自己的内心，想搞清楚我为什么这么不自信。为什么我的自我价值感这么低。
我追寻自己的过去和童年，发现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怀疑自己的存在，我不觉得自己对谁有用，我感觉自己是个负担。回过头看，在种种怀疑和否定中成长，我能建立起稳定的自尊心才是见了鬼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听说我出生时险象环生。因为是个女婴所以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好不容易在家庭里存活下来，亲戚们都来游说要把我拿出去跟别人家的男孩交换，甚至要招一个男宝宝进来和我订娃娃亲。这些虽然都没有真的实施，但我一直极其不安，总感觉我会被抛弃。
爸妈聊到这些的时候从来没有更正他们的心态，从来未曾肯定地说：“你这么独特，爸妈这么爱你，我们才不会拿出去跟别人换呢。” 在我的质问中，他们反而平静的说：“谁叫你不是个男孩呢？”
之后的许多次“我从哪里来”的疑问解答环节，母亲都斩钉截铁告诉我们三姐妹：“你们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但四五岁的我非常肯定我不是来自垃圾桶，因为我十分清楚，她不需要女孩，要捡她也会捡男孩。
我为此很困惑，小小年纪站在我家后院的山凹上，望着头顶松树细而长的叶子，开始像个哲学家一样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不是生在别人家，而是我家？我为什么是女孩，而不是男孩？我怎样可以保住父母的喜欢而不被抛弃？到底谁会接纳我是一个女孩的事实？
我的自我价值探索之旅也一路碰壁。
我的爷爷奶奶从来不看我一眼，他们有许多孙辈，在爷爷怀里打滚的永远是小叔的儿子，有时候妈妈愤愤不平好像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会吆喝我去刷点存在感，找他要点什么买文具的钱，但他高高在上，从不理我，如果兴致好的话，会用他得意洋洋的幽默感狠狠的讥笑我一番。
外公在我还没出生时就已过世，外婆有许多孩子需要关注，我和她关系并不亲密，后来她也常常记不得我的名字。我从来不觉得我对谁很重要，没有人向我展现这一点。
爷爷的六个子女，只有爸爸一个人没有男孩，他们一大家子人提了许多意见，展现了他们的期望和嘲弄。随着我的出生和母亲的结扎手术最后演变成咒骂。父亲一旦和他们产生争执，他们的反击之词就变得尤为恶毒：“你看看你身后有没有人？你这断子绝孙的东西！”
妈妈在这个时候就会心情抑郁，看我也不再顺眼了。
其实这番景象，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难以承受，毕竟二姐出生时，已经预演了一番。甚至二姐出生不久在我奶奶的怂恿之下，送到了一个山旮旯里养了一阵，她生下来皮肤白皙红润，非常好看。母亲去探望时，彼时二姐的面黄肌瘦撕裂了妈妈的心，她又执意抱回来，让外婆帮她照看。
婆家的意思非常明显，于是妈妈起早贪黑，照料二姐，同时找尽制造男婴的偏方，决心要生第三胎。她做足了功课，灌下很多中药，感觉胜券在握。
一向和她感情亲密的姨妈很担心她的孤注一掷，试探地劝说道：
“姐，有两个女孩就算了。万一第三个又是女孩呢？”
妈妈很坚定的回绝她：“不会的。”
“万一呢？”
“万一是个女孩，我就捂死在被子里。” 她两眼放着凶狠的目光，把阿姨的追问堵死在喉咙里。
我出生时，母亲躺在病床上元气大伤，哭了几天几夜，她真的动过这个念头。不仅是因为另一个女娃令她的处境雪上加霜，婆家对她的羞辱变本加厉；还因为她自己身为一个女人承受了太多痛苦，她想解救我于苦难之中。当然，这也不排除她的穷困潦倒让她不愿承担另一个人口养育的重担。
奶奶一家听闻母亲再次生养了一个女儿，心灰意冷，除了三婶来看过我，其他无人问津。我没有做满月酒，二姐也没有。我们悄无声息的来，注定要为女孩的处境做出牺牲和战斗。
拯救我们的性别劣势的是教育。
在我出生时，可能是上天对我的眷恋，给我安排了另一对再生父母：在同一间病房里，住着一对刚刚生产完的大学生夫妇。妈妈的哀嚎引起他们的恻隐之心。他们安慰她：“你别哭，男孩女孩都一样，你要让她上学。读了书，就能改变命运。”
这番话深深的打动了母亲，我因此在她最绝望之际得以幸存下来，在最受挫的情况下她也没有放弃过我的学业。我和二姐是村子里最早上大学的，如今我们在城市里生活，我们有更多的学习资源，我们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已经逃离了让父母受苦的父亲那边恶毒暴力的原生家庭。
也许过去我总是在挣脱这段不堪的难以启齿的出生，挣脱给母亲带来无尽羞辱的负罪感。
但现在，我坐在这里，观望这段历史，我同情母亲的遭遇，也同情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是不是有点自怨自艾了？不，我相信我只是重男轻女这个怨念的受害者之一。
父母和我们三姐妹的经历，可以是时代的磨难，也可以是女性主义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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