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

转载 译文|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

前言

他的论文集《经济力量在起作用》（Economic Forces at Work, Liberty Press,1977）重新发表了他的佳作18篇，其中精品如：《不确定性、发展与经济理论》一文（Uncertainty, Evolution an Economic Theory;1950）为经济理论的一些标准假设提出一种新的达尔文主义的辩护理由。

在论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的发表后，据说这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十篇经济学论文之一。阿尔奇安在文中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辩护。他说，尽管由于无知或非理性使得某些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提供了一种选择“适者”和淘汰“不适者”的机制。只有那些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能生存，而不去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会面临困境甚至被迫破产。阿尔奇安对竞争的理解远比教科书中“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厂商均为价格接受者”的假设深刻。竞争的结果并非利益均沾、皆大欢喜，但竞争的过程却是谁也别想退出，这一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并多少带点儿宿命的色彩。企业间的竞争无时不在，国家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其《21世纪的角逐》中所说的，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追赶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一个角斗的世纪。

阿尔钦在他的《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用更一般，更实际和更宽松的前提假设去观察经济现象，提炼经济理论。例如，使用“正利润”代替“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最大化”在动态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而实现“正利润”才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在经济竞争看做一个过程，演化的过程，市场选择的过程，得出即使经济主体无动机，随机决策下观察到的现象与通常的有动机的决策下观察到的现象非常相似（甚至相同）。本文，试着从三个方面：不确定性、演化、经济理论，来阐述我对此文的理解。

译文

伟大的价格理论大师阿尔钦于2013年2月19日驾鹤仙逝。作为他的fans，我一直想做点什么，以资纪念。思来想去，觉的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传播他的经济思想，所以我就把《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译成中文，与经济理论爱好者分享。这是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此文一问世 ，就奠定了作者顶尖经济学家的地位，激起了持续10余年的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激烈争论。如果你以前没有读过，也没有从其他途径了解到此文的思想，那么此文将具备极强的震撼力。此外，文章在写作方法上也堪称典范，值得再三揣摸、仿效。

在此文中，我将对经济分析的基本公理做一个修正，以便纳入了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的预见。这种分析方法摒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不再依赖于可预测的个人行为——标准教科书通常把它作为对真实情况的一级近似（a first approximation）。尽管做了这些变动，但是保留了用于分析这种（可预测）行为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不依赖于动机或预见。这篇文章所提倡的分析方法体现了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原理，即通过将经济系统视作一种“选择采纳机制”，在那些在寻求“成功”或“利润”过程中发生的探究行动中进行选择。由此产生的分析既适用于那些常被当作偏离了规范经济行为的行动，也能用于传统经济理论能够解释的行为。理论的广泛适用性以及剔除了“精确预期”和“固态知识”这两个不切实际的假定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动力。

本文的阐述安排如下：

首先，明确简述“利润最大化”被普遍忽略的一个方面，即当预见是不确定的时候，“利润最大化”作为某一具体行动的指导就毫无意义。

其次，从介绍环境选择的因素开始构建分析方法。经济系统按照“实现正利润”的原则选择后验的最合适的行为。这一点将放在一个没有丝毫个体理性、预见或者动机的极端随机行为模型中阐述。它表明，即使在这个极端模型中，经济学家也能够使用传统分析工具来预测和解释事件，只不过使用方式有所修正。

再次，将环境选择这一现象和个体有动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这种有动机的行为基于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适应、模仿和试错用于追求“正利润”不是追求“最大化利润”。最后一个部分讨论几点结论和推测。

一、“利润最大化”不是行动指南

对经济行为的现行经济分析严重依赖于理性人所做的决策，通常假定理性个体总是寻求完全最优状况。有两项准则众所周知：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根据这两项准则，合适的行为类型由边际或邻域不等式表征，如果等号成立，则实现了最优。但是，通常会加上的标准限定条件是通常没有人真的能根据这些图表或概念最优化其自身的境况，因为个体所处位置不确定，有时甚至供给需求函数的斜率也不确定。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仍然基于这些图表和概念解释和推断个体决策，因为经济学家们断言，个体即便不是明确地，也会潜意识使用这些概念。

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批判非常广泛，但是只有G.Tintner的批判是真正致命的。他认为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利润最大化毫无意义。不确定性的产生至少有两个来源：（1）不完美的预见；（2）面对包含多变量的复杂问题时，即便最优选择是明确的，人类也无能为力。G.Tintner的论证很简单。根据定义，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每个可能被选择的行动是潜在结果的概率分布，而不是唯一的结果。不确定性意味着这些潜在结果的概率分布是重叠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可能的行动都是潜在结果的概率分布，但是如果实际执行，只有一个会实现，而且这个结果不能被预见。实质上，这个任务将被转化为依据对潜在结果（概率）分布的偏好做出一个决策（选择并执行），换句话说，这个人所能做的只是选择一个最优的（概率）分布，因为无法对一个“概率分布”进行最大化或最优化。

例如，用潜在结果的主观分布分别表征两种可能的选择。假设其中一个分布有较高的均值但是分布更广（即方差更大），这意味着结果可能是更大盈利或者更大亏损；而另一个平均值较小但分布更窄。哪一个是最优选择呢？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同理，“要求一个最优分布”也是没有意义的。当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利润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不存在一个有意义的准则可以用于选出最大化利润的决策。事实上，除非假定潜在结果的（概率）分布没有重叠，否则选出来的行为不可能一定比其他行为的导致有更高的利润结果。必须要注意的是，如果实现了的结果是可能的结果中能够实现的最大者，则“最大化利润”的含义与“利润最大化”是完全一致的。利润最大化可以看成是在一系列可选的行动中进行挑选的准则，而这些行动的潜在结果只能表述成概率分布，不能表述为单一的数量。

这一关键性的难点可通过一个简单的偏好函数回避掉。这个偏好函数作为选择最偏好的概率分布的准则。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寻求判断和选择偏好函数的准则。例如，忽略分布的方差，使用均值或期望则完全回避了不确定性的问题，这就等价于确定条件下的答案。使得“利润最大化”有意义的唯一途径是假设模型是确定性的。这时，我们又面临模型在预测未来和解释现象时的可靠性问题。

二、成功基于结果而非动机

此时有一个替代方法，即认为经济系统的决策和准则比个体的更重要。人们常常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专注于个体单位进行最优化计算，而这导致了我们难以更好的识别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这种方法把注意力引到环境和通过经济系统自然选择而出现的占优的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预见和行动不能影响事物状态的性质。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实现利润是一个准则，哪些公司是成功的并能够存活下来按照这个准则筛选。这个决策准则在美国主要通过非人格化的市场体系实现，与个体的决策过程无关，与各种不一致的动机无关，与能力无关，甚至与个体是否意识到这一准则也无关。原因很简单。实现正利润，而不是最大利润，是成功和生存能力的标志。实现某种成功的原因或动机无关紧要。“成就”本身就已经足够了。这是经济系统筛选幸存者的准则，那些能够实现正利润的成为幸存者，遭受损失的则消失。

通过相对有效率实现正利润的相关要求要低于实现最大化利润。不幸的是，这让人有点困惑。正利润归属于那些比实际竞争对手做的好的厂商，而无所谓参与者是无知的、聪明的，还是技艺高超的。关键因素是相对于实际竞争者——而不是假设的完美的竞争者——总的处境更好。就像一次赛跑，奖杯授给跑得相对最快者，即使所有的参赛者都是懒汉。即使在一个由白痴组成的世界里，也仍然会有利润。同样，世界的不确定性越大，利润越可能被那些敢于冒险的幸运之人获得，而非那些理性、细心、务实的人。

前面的解释有两个含义。第一，成功（幸存）伴随着相对优势；第二，成功并不需要合理的动机，而更可能是具有偶然性的环境导致的结果。在所有竞争者中，被环境选择的是那些具有特定条件且条件恰好最符合经济系统检验和采纳标准的个体。下面，我们转向研究“如何应用这样的方式”以及“个体如何碰巧提供适当条件供经济系统进行检验”这两个问题。

三、偶然性或运气是实现成功的一种途径

经济系统自然选择过程中，决定那种情况被选择以及不同个体的适应性或生存能力时，有两个实质因素：一是纯粹的偶然性；一是通过各种方式调整自身适应环境的能力。为了把“运气”和“自主适应”各自的作用阐述清楚，我们暂且先完全抛开自适应行为。所有个体的理性、动机和前瞻性也将被暂时的放到一边，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讨论在缺乏任何适应性行为的情况下，环境选择出合适的幸存者的能力。这是一种显然不现实但非常有用阐述方式，可弱化“后验生存准则”和“自适应决策准则”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另外，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评估运气和偶然性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考虑一类最简单的生物进化。植物朝向阳的一面生长，并不是因为它们意识到那边（向阳的一边）环境最优或更优，然后“想”朝那边生长，而是因为碰巧有更好光照条件的叶子生长更快，它们的给养系统也更强壮。类似的，具备适宜于在当前环境中生存的构造和习性的动物具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更可能生存下去。而那些行动并不适宜的同类生物体则会发现它们生存下去是非常困难的，它们的存活概率较低。更一般的情况是，幸存者貌似是那些能调整自身适应环境的个体，然而事实更可能是环境已经选择采纳了它们。所以，这意味着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个体适应，有的只是环境的选择接纳。

经济学家可用一个有用但不现实例子来分析这种情况，并表明无论个体是否无知系统都能分配资源。这个例子假定有成千上万的旅行者从芝加哥出发，个人完全无预见、完全随机选择路线。只有我们的经济学家知道有且仅有一条路上有加油站。他可以直接断定只有在这条有加油站的路上的旅行者能够继续前行，而其他路上的旅行者将很快用完汽油。即便每个人都是随机选择路线的，我们也可以称那些因为运气好而选到正确路线的旅行者为聪明的、有效率的、有远见的等等。当然，我们认为他们是幸运者。假如加油转移到另一条线路上，那些一开始不够幸运的旅行者将能够再前进。虽然没有旅行者改变了他们特定的路线，但是我们观察到一种新的旅行模式。真正可行的路线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里所需要的只是一组背景不同的愿意冒险的（可供环境选择的）旅行者。旅行的正确路线将被确定。当环境（经济环境）改变，分析者（经济学家）可以挑选出哪种类型的参与者（企业）将会成功。他也能会推断出提高生存几率的最有利的条件

四、偶然性不意味着资源配置随机、无方向

我们用植物向阳生长和芝加哥旅行者这两个例子，并非试图把所有的分析都建立在由偶然性主导的选择采纳模型上。但是它们确实表明集体和个体的随机行为本身并不意味虚无主义的理论不能得出可靠的预测和解释，也不意味着世界缺乏秩序和明显方向。但是有人认为，生活的事实实际上否认了偶然性要素的实质性作用以及经济系统中与此相关的选择原则。例如，规模各异长久存在的公司、世袭的财富可以看作是持续可预期的动机和非随机性行为的可靠证据。为了证明持续的成功并不能被当作否定纯粹运气因素的初步证据，下面我们将介绍著名法国数学家Borel的随机模型。

设想两百万巴黎人两两配对，进行抛硬币比赛，每组选手一直抛下去直到同一组的两位选手投出相同的一面获得胜利为止。假设投硬币频率是每秒一次，一天八小时，那么平均来说，这场比赛在十年后仍然有大约一百余个小组在继续比赛；如果选手能够将比赛指派给他们的后人继承，那么在一千年以后仍然会有大约一打十二个甚至更多的选手继续进行比赛。这里的含义已经非常明显了，设想某个生意已经运营了100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其中没有运气和偶然性因素作为一个根本性要素，使得公司在长期中生存了下来？这里，除非能够知道起初参与者的数量，否则无法推导出任何结论。而如果想得到一些推论，人们还需要知道大小、风险和每个承诺的频率等事宜。有人从Borel例证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中有太多长寿的公司的存在承认了偶然性的重要作用。而与此相反的一面是，有人从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是太少了！

偶然性假说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方面，部分重要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受到了这种实际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在预测、推断时会采用这种方法。在添加适用性行为修正极端的偶然性模型之前，我将详细说明纳入偶然性隐含的意义，以便揭示那些真正与生俱来的个体行动的丰富含义——这些行动往往是偶然的、无动机性的。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行动足够多样，多到这个行动集里包括了那些最好的行动--在完美预见未来的条件下采取的行动。例如，在一场马赛中，如果严格随机下注的赌徒足够多，就会有人赢得全部八场比赛。这么看来，个体随机行为并不排除决策看起来明智的可能性。

其二，反过来说，即使包含预见和动机，个人行动的集合也不一定有别于一个随机产生的行动集合。当存在不确定性，即便基于可获得的最好的证据做决定，人们的判断和观点也也是有差异的；他们中无人通过掷硬币来做选择；但整组参与者的总体行动集合可能与个体随机做选择的行动集是没有区别的。

其三，幸运的是，一个偶然性占优模型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们无法进行预测、解释或者推断。随着对经济上实现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认知和可替代条件的对比，人们可以阐述哪些类型的公司或行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更可行，即使此时那些公司自身也可能不知道这些条件，抑或这些公司也根本没有（有意识的）尽力调整自己适应环境条件来实现这些条件。如果所有的公司有些许轻微的不同，这就够了，那么在新环境條件下，那些固有内在条件更贴近新的但未知的最佳位置的公司，如今有了更高的存活、发展的概率。相对于其它公司他们成长了，并且成为占优类型的公司，因为生存条件可能推动那些被观察的幸存者集合的特征向着不可知的最优化前进，这会通过（1）重复的试验，或者（2）那些恰好更接近最佳条件的幸存者——这其实在事前就已经决定了。如果这些新条件持续很久，那么新环境下的占优公司将会不再近似于那些在其他条件下占优或者将要占优的公司。即使环境条件不能被预测，经济学家也可以在给定的可替代潜在情形下，比较那些更可能生存和适应的行为类型。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过去结果而不是预测，那么经济学家可以推断出哪些特定属性至关重要，且有利于存活下来，即使个体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某些属性。

其四，前面的段落中已经指出预测的依据，不过还应指明预测的一个特点。预测无法断言每家企业必然改变它的特征，事实上对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做出这样的断言。可取而代之的主张是这些企业的一个新的集合或者一组新公司集合的特性将会改变。可以用一个纯粹的统计概念“代表性企业”来表征这点——一个平均值向量，向量的每一维对应企业总体的几个特性中的一个。一个“代表性厂商”不是任何某一个公司的特点，而是一组统计数据对众多公司复杂“模态”特性的概括。当然，这是一个对马歇尔“代表性厂商”的预期运用。

其五，从这个极端的方法中得出的最后一个启示是通过到目前我们经常使用的调查表的方式，来做实证研究是不能评估边际产出分析的正确性的。但是边际生产力分析是正确的，因为即使不确定性排除了“利润最大化”，即使价格和技术的改变没有刻意影响公司改变方向，（边际）生产力分析和需求分析本质上评价的是相对存活能力。为了阐述这点，我们假定：为了预测实际工资率上涨的效应，每个商人都说不会调整劳动力。然而，尽管如此，具有较低劳动－资本比率的公司将会有相对较低的成本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公司将更可能存活下来。通过淘汰更高成本的公司，生存竞争的力量显示剩下来的是一群具有新平均劳动－资本比率的公司。这里的要点是：动机与预见能力无关紧要，无论个体是否具备。当然，这里没有说因此它就不存在了。经济学家所需要的是（1）他们自身意识到了生存的条件和经济系统的准则，（2）一群参与者，为经济系统选择采纳提供组合与组织。这两个条件显然具备。

因此，这里提出的方法只影响经济学工具和概念的使用方式，而不影响它们的有用性。事实上，不想当然的假定经济学的工具和概念必然和个体的预见能力及自我调整相联系，甚至依赖于这一点，这些工具和概念将更加强大。即使它们不能用于分析每家企业内部的商业行为，至少可以用来推断经济系统的运行情况。

五、通过模仿和试错的个体适应

再次提醒一点：设计前面的极端模型是为了以最纯粹的形式展示本文提出的方法中的一个因素。它不是说现实中没有有目的、有预见的行为。为了添加现实中的因素—有预见能力、有目标动机的个体采取的适应行为，我们将扩展前面的极端模型。但是我们不会丢弃模型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也不会徒劳地试图把它和与之相反的基于完美预见、利润最大化的极端模型结合起来。

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目标激发经济活动，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殊目标上—实现正利润的充分条件。这不意味着利润最大化，这个差异非常重要。虽然后者在定义上是个更终极的目标，但是只有前者才是生存与成功的必要条件。完全竞争条件下，两者是一回事。通过一个不合现实的假设论证这一点掩盖了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追求利润才是关系到生存的确切目标，而不是某些假设中的模糊不清的完美目标。不幸的是，甚至这一近似目标都要求太高了。甚至对这个受到更严格约束的目标（实现净利润），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妨碍了追逐正利润的行动。现在，这一行为方式的结果是替代了最优均衡条件，成为了指导行动的规则。因此，接下来的部分将重点强调两种自觉的适应行为。

首先，无论观察哪里的成功企业，所观察到的成功企业都会有共同之处，即这些可观察的成功将会伴随更多成功，并且被其他企业在追逐利润和成功的过程中所复制。“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于是，粗枝大叶的模仿很重要。似乎仅仅是“传统”的事物、非理性的行为规则都是对观察到的成功典范模仿，比如，传统的加价、价格跟随、传统的会计和营运指标、“适当”的广告政策等等。通常采用的行为模式与这里的分析假说是一致的，虽然这些论证特定惯例的理由并不通用。

很多因素激发了对过去成功案例中可观察到的行为模式的模仿。其中有：（1）缺乏一个明确的决策准则，（2）（环境的）多样性，（3）那些需要留意和选择的因素太多，（4）附着于这些因素和结果上的不确定性，（5）意识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很关键，以及（6）无法获得一个收敛于最优位置的试错过程。

另外，模仿弱化了真正决策和有意创新的必要性，有些决策和创新一旦失误后果无法承受，则对其的模仿性行为就会变得“无药可救”了。遗憾的是，当条件改变时，成败常常反映的是偏离（一般性）规则的意愿。这时，重要的不仅仅是模仿行为，还包括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环境放弃模仿的意愿。那些模仿又有差异而且成功了的人成为创新者，而失败者是那些鲁莽的违反经过检验是正确的行为规则的人。虽然这种规则的绝对实用性值得怀疑，但是存在一种强烈的愿望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愿望就是基于观察到的成功创建行动规则和惯例以及用它们指导行动或者论证不采取某种行动。另一个未经实验的行动主体甚至可能已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里的含义是，对于失败的参与者来说（遵从而不是偏离一般性规则）是如此的糟糕，而且甚至对那些错过了“完美成功”的参与者也是如此。

甚至，创新也来源于模仿。当然，肯定存在有意识创新的人，但也有一些人是无意识创新的，这些人在模仿他人的时模仿的不完全，不经意中获得了一些意外的、并不强求的独特属性，而这些属性被证明是成功所需的部分条件。接下来，其他人又试图复制这个独特的属性，上述的模仿－创新过程就这样持续下去了。所以这里的创新（频率）是有保障的，而这种创新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开拓创新和领导潮流有可能是无意识的。

除了模仿以外，第二类有意识的适应行为是“试错”。这已经被用在“利润最大化”分析过程中。通过试验以及随之而来的或成功或失败，在假定收敛于“利润最大化”这个极限点的过程中，更合适的行动被选中。不幸的是, 即使认可某个均衡状态作为可接受的极限点，通过试错过程实现收敛也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一个试验必须可被归类为成功或失败。通过实验实现的状态必须和其他潜在行动的结果有可比性。在静态的环境的中，如果现在的状态相对于前面的改善了，那么所采取的行动就比以前的更好，而且有这种可能：可以通过持续的小幅改善实现局部最优。一个恰当的比喻是：一只近视的蚂蚱，在一大堆石头中，它可以缓慢爬行至某块石头的顶部，但是不能保证这个蚂蚱可以爬到整个石堆的最高处，因为它可能不得不沿着石头向下爬或者跳到新的石头上。接着，通过试错法收敛到最优的第二个条件是，接近最优的过程是持续单调递增的，中间不能有下降。经济生活中的决策和行动是否满足这两个条件在这里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但是就可获得的证据来看，不支持的占绝大多数。

上述收敛条件不适用于变化的环境，因为一个行动与其他任何一个行动的结果之间没有可观察的可比性。变化的环境破坏了最终状态的可比性。因此，除了可接受－不可接受这种两分法，其他任何对行动合适性的测度方法都失效了，并且个体通过试错过程向最优活动收敛的可能性也消失了。试错结果不是生存就是死亡。所以，试错不能作为个体收敛于最大利润或者最优状态的基础。探索成功是经济系统通过一个广撒网的过程实现的，而不是个体搜寻最优的收敛过程中找到的。

总之，不确定性为模仿可观察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动机。同理，这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幸存者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源于经济系统采用了一种生存准则，而这个经济系统具备演化、选择、竞争等特点，它的运作可以独立于个体动机进行。适应性行为通过模仿或者冒险创新扩展了这个模型。不完全的模仿者为创新提供了机会，而经济系统的生存准则决定了谁是那些可能因为不完全模仿而成功的模仿者。当然，有意识的刻意行动也提供了创新，无论终极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对巨大成功的强烈渴望与极力避免即将到来的失败一样都能导致激烈的行为。

前面所以的论证表明经济系统中的个体参与者可以采用的适应行为有模仿、冒险、创新、试错。传统的经济学工具和概念中的大部分仍然是有用的，只不过是在极为不同的分析框架下，这个框架与生物进化理论相似。经济系统中，对应于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是模仿、创新和正利润。

六、结论和概述

我将用一个简短的综述来总结一些含义和推测。

如果那些可观察的行为和组织模式是可以被尝试的，那么就成功或者生存能力的相对概率来说，他们也是可以被预测的。能否观察到某类行为盛行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存活概率以及供经济系统检验和选择的其他类型的行为的存活概率。一个是某类组织出现的概率（突变），另一个是某类组织一旦出现后，它存活下来的概率（自然选择）。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两个概率是内在联系的。但是否有理由认为高的存活概率意味着某种行为被采纳的可能性也高？也就是说一个分析系统中，是否有走向完美的内在推动力？如果这两种概率事件不是高度相关的，那么经济学家能够对各种行为作出什么预测呢？这篇文章给出了答案。

经济学家确实可以通过假设特定成本和收入条件来定义一个利润最大化行为，然而，能否确保这些派生条件不是过于完美和绝对的呢？如果利润最大化（确定性）不可确定，预测变化（比如更高的税收或最低工资）的效果的可信度将依赖于先前存在的安排和先前“最优”（确定性）情况的接近程度。真正重要的是各种实际尝试过的行动，因为 “成功”正是从中选择出来的，而不是完美行动的某种集合。经济学家可能将他的运气在论证中推的太远了，为了应对环境变化以及对事物现存状态满意度的变化所采取的行动将收敛于最优行为，这个收敛过程是个体适应和环境选择的结果，假设能完美预见，则最优行为将被选中。

总之，我所维护和主张的是，现行的分析工具是在确定条件下的分析企业时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家使用这些工具经济学通过在确定性的公司分析中发展和使用现有分析工具，是可以预知更多（经济系统）的接纳性和可行的那类经济间关系，即使个体自身并不能搞清楚这些关系，这些关系也终将被环境转变所诱发。这意味着，虽然个体参与者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成本和收入情况，经济学家仍然可以预测更高工资率、税收、政府政策等等经济活动的影响——跟生物学家一样，经济学家预测了环境改变对现存生物存活种类的影响。经济学家不需要假设每个参与者意识到了自身的成本和需求情况，也不需要假设个体参与者根据成本和需求情况采取行动。经济学家使用这些概念，但个体参与者未必使用，他们也许有其他的分析工具或者习惯做法。虽然个体所采用的这些做法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但这仅作为资料(参考)而不是分析方法。

本文在没有排除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个体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替代方案。为避免这些分开的论证被误解，让我们再清晰的阐述一遍，这篇文章并不认为现实中不存在刻意的目标导向的行为，也并不认同那种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行为不能用边际分析进行表述的常见论点。恰恰相反，本文认为，当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时，目的性行为的确切作用和性质尚没有被清晰的理解和分析。

从完全不确定与完全无动机的情况出发构建一个分析模型，再增加预见和动机这些因素，这种途径即使没有启发性，也至少非常直观。相反的途径则是从确定性和单一动机开始，一旦认识到存在不确定性和多种动机，那么就必须放弃其基本原则。本文所建议的方法不失一般性，却更合适、更现实。它不像与之相反的从精确预见出发的通常方式那样，将不确定性看作一个偏离正常的外部干扰。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是（本文）所展现的分析方法的基础，偶然性决策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也依赖于此。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还允许存在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目标，激发了适应性的模仿行为并让模仿变得合理，但没有破坏预测、解释或推断的基本原理。本文的分析并没有把对整体的描述建立在个体的最优行动上，但是它能够将这种活动纳入进来。这一方法规范化化有待于经济学和随机过程论密切结合——两个领域的思想极适合融合。本文所建议的修正广泛适用与各种事件，并且值得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