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吉亚》记载了苏格拉底同三位智者的精彩辩论。高尔吉亚是声名显赫的修辞学大师，珀洛斯是他的门徒，卡利克勒斯也是一位坚定的智者，是最主要的对话人。整场讨论，苏格拉底同三位智者多次交锋，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演讲术的定义、对象和本质，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人生理想和政治哲学。
在讲述高尔吉亚部分的开头，施特劳斯首先提出两个问题。
为什么是对话？为什么是文学性的对话？
我们可以说“如何生活”或哲学问题是内容，文学性对话是形式。形式和内容须臾不可离也。
“形式问题，即对话的问题，起初看上去只是一个文学问题，但结果证明，它与最为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是一回事——如果我们假定，社会的本质性含义是沟通，而追求真理又离不开沟通。⋯⋯我们不可能谈论柏拉图说过的话，因为柏拉图从未在任何一篇对话中说过一句话。而建构柏拉图思想的唯一方式就是去阅读这些他没有参与其中的对话。⋯⋯柏拉图对话的原则是：对话可以避免一般写作的缺陷。”对话是双向的，活生生的，充满了对抗、误解乃至理解；写作是单向的，僵硬的，灌输式的，我们在猜测和艰难的进程中获得某种理解。
当我们阅读《高尔吉亚》的时候，需要假设“每一部分都是必要的，没有偶然的事物”。参与的人物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为什么这次是高尔吉亚，那一次是格劳孔？这必须被理解为在暗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为什么苏格拉底是个丑男？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对话中典型的哲人。为什么柏拉图或色诺芬如此强调苏格拉底扁鼻凸睛，家有悍妻，同时是助产士之子，以及其他一些纯粹偶然的事情？因为柏拉图不可能说，一位哲人必须扁鼻凸睛，家有悍妻，同时是助产士之子。这些事物出自机运，并非出自必然。但这恰恰是关键。柏拉图对话基于一种根本性的非真实，在希腊语中等同于谎言，一种高贵的非真实，即高贵的谎言——此即，不存在机运。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若有人像苏格拉底一样眼珠凸出，以及具有其他一些特点，必须被理解为在暗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至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而哲人是否必须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丑陋之人，是个可疑的问题。⋯⋯［这种］故意的非真实——即不存在机运——是柏拉图对话的原则。”
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似乎都是美男子，智者派的哲学家不但外形美，他们的哲学也受人欢迎。苏格拉底成了一个异类，长相难看，出身低微，把“我不知道”挂在嘴边，不被待见到最后被雅典人判处死刑。或许必要的假设是：哲学是丑陋的。这种丑陋一方面代表着艰深、晦涩、自说自话、悖谬（甚至在德里达的解构中，黑也就是白），与日常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大众因而厌恶哲学，这种东西远不如登山、游泳、跑步、音乐、手绘、沙滩、育儿课程、厨艺这些东西更贴近真实，更代表生活。
柏拉图让丑陋的苏格拉底不停现身，不是在突出没有丑哪来的美，也许是在让我们警惕：那并不一定是丑的，那恰恰是反面，是我们生命中最欠缺的东西必须涌动，必须冲出牢笼。
与柏拉图不同，尼采为了证明苏格拉底本质上的颓废、衰败和辩证法的低劣，直接诉诸于人身攻击。
“就其出生而言，苏格拉底属于最底层人：苏格拉底是小民。大家知道，自己也看到，他有多么丑陋。可是，丑陋本身是个异议，在希腊人那里几乎是个反驳。苏格拉底究竟是个希腊人吗？丑陋常常足以是一种杂交、由于杂交而受阻碍的发展的标记。在另一种情况下，它表现为正在衰败的发展。犯罪侦察学家中的人类学学者告诉我们，典型的罪犯是丑陋的：一个容貌的怪物，是一个精神的怪物。不过，这个罪犯是一个颓废者。苏格拉底是个典型的罪犯吗？——至少那个著名的相面人的判断与此没有相悖，尽管这让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听上去如此地有失体统。一个善于看相的外国人来到雅典，当面对苏格拉底说，他是一个怪物，——他心中隐藏着所有的恶习和情欲。而苏格拉底仅仅回答：‘您了解我，先生！’——”
我们不要被尼采这种泄愤似的言辞所迷惑。罗伯特·C·所罗门建议区分开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主义，“作为人的苏格拉底，或许是尼采最亲密的伙伴，从他的第一部到最后一部著作：‘坦白地讲，苏格拉底与我这样亲密，以至于我几乎经常同他作对。’当这种亲密没有酿成轻蔑的时候，就经常准许了奚落。‘一个结了婚的哲学家属于喜剧⋯⋯恶毒的苏格拉底，似乎就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而具有讽刺意味地结婚了。’而苏格拉底主义致力于对理性的依赖，尼采视之为滑稽。苏格拉底主义倾向于抽象的分类——比我们的经验更为有秩序。它也倾向于柏拉图主义，即这样一种判断：现世的生活是有缺陷的，完美必须到另外一个王国去寻找。尼采对这两种理想都有很多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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