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之间,又过了一年。年末年初之时,总有许多事情要做,无不昭示着旧年已去新年到来,更兼有些一切皆要新的意味;这许多事中的其中一件,便是更换日历。
大抵在现代家庭中,日历已不是必备的东西了。什么时候想看日子,拿出手机便可以解决。可想起我们小时候,元旦送挂历,却也是城中一景。不论是送师长还是走亲戚,手中总少不了那一卷象征新年伊始的挂历。
家里挂着的日历,大抵分成三种:一种是巨幅的厚铜版纸挂历,能占半扇门,多以美人、水墨、风景等为主题,也有企业特别定制的自然就是企业风物了;第二种是白底红/黑字的道林纸日历,除了封面的应景红色及吉祥物之外,没什么图画装点,胜在简单,挂在墙上即可;第三种,则是名副其实的“日”历,以非常轻薄的纸印刷而成,只比手掌大些,上面印着黄历,每日一撕。当然,若是再算上摆在桌上的台历,那至少还有加上两种。
记得小时候,家里挂的,大都是第一种铜版纸的挂历,几种主题的都有过。每次大人们把一卷卷挂历拿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挑选——那时自然没什么审美,只是凭着纸张上的味道,与那要陪伴我一整年的主题上选罢了。待我心仪的日历挂到我的房间门上之后,我便偷偷地翻到自己生日的月份,看看是什么图画,再看看自己的生日是在礼拜几,年年如是,乐此不疲。印象中,好像是有一年我的生日月上印了丹尼斯罗德曼,我才因此而开始喜欢那只花大虫——多么幼稚与可笑的孩子。这种挂历更有妙处就是包书皮。那时的我们,谁没有几本用往年挂历纸包书皮的课本呢?
与我家里不同,爷爷家里,不爱香车美人,倒比较喜欢后面两种日历。一日一撕的那种日历,在老朱老师家存在了很久。每天撕日历的时间固定,必须在清晨醒来之时,而被撕下来的日历纸,都会被爷爷奶奶小心地压在餐桌玻璃垫下面,或者放在餐桌一角的小抽屉里,随时可以记些东西,或者在吃饭喝茶时需要给我讲些什么的时候,拿出来写“板书”。到后来爷爷逐渐耳力不济,常需“笔谈”,这日历纸便更有了新的用处,而且愈发供不应求了。再后来,爷爷奶奶逐渐改为使用白底红格的月历,主要是因为需要在上面标注哪天开支,哪天取药,哪天给保姆付工资,哪天需要打什么电话写什么信等等——这倒与日历在古罗马的起源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现在想想,那些写满了字的月历,至少也该留一张下来,算是一份念想吧。
姥姥家又与爷爷家不同,既要美人挂历,又要带黄历的日历。然而姥姥姥爷的生活,远没爷爷奶奶那般严谨,日历常常过了几天也没撕,常常是我周一周二去姥姥家,却看到那日历纸上还印着红红的日期,显示着自己是讨人喜欢的周末。好在他们一天到晚也不必处理什么重大事物,偶尔看错了日期,忘记了日子,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何况,日历忘了撕,不还有挂在门上的月历呢吗?大概这就是他们坚持用两种日历的原因之一吧,盖双保险矣。
智能手机普及以来,日历很是沉寂了一阵,不知原来那些每年印刷挂历月历日历的厂子,会有怎样的结局。近几年,各种新型的日历又争相破土而出,以读库的《日课》和故宫翻版的30年代《故宫日历》为首,渐渐搬回了日历的市场。直至今年,此等“良心日历”已不止数十种之多,虽价格不菲,但每一本都精致可爱,都想让人买回家中摆在桌上日日欣赏,反倒渐渐失去日历本身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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