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受“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学校里根本就不好好地教书。什么“不学A B C， 照样干革命”。结果26个字母没有教全，就把英语课给革命革掉了。我记得，当时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上海的女教师，不得己，没课教，她便回上海了。至此，直到高中毕业，再没有上过一节英语。作文课，就是读报纸，学社论，抄报纸，写大字报。结果班里就闹出了一个笑话。一名同学写作文就去抄报纸，不知是无知，还是抄的太认真。当时，老师布置的是写一篇关于抢收抢种的通讯报道。这位同学写道：“本报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全体社员积极参加抢收抢种……”老师在班上读了，大家都不敢笑。除此之外，就是学农、学军、学医等等。正式的课，一学期是上不了几天的。
说到学医，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真实的事……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在学校学了半亇月的医疗常识后（其实，就是学一些简单的中医穴位，以及西医的消毒打针），到大队部的赤脚医生服务站去实习。这服务站就一位赤脚医生。当然，赤脚医生并不是真的赤脚，还是穿鞋的，赤脚医生，只是当时对农村基层卫生站的，经过一定医疗知识培训过的，普通卫生员的一个称呼而已，那天，是我去站里实习的第二天，午饭后，那位赤脚医生要去公社开会，我便留守看门，穿着白大褂，拿着本《农村卫生实用手册》看着，这时，走进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个药盒子，嘴里喊着那位赤脚医生的名字（可惜我已经忘却了这个名字），估计此人与那位赤脚医生很熟，只是从外面明亮处刚走进室内，一时看不清，便把我的身影当成那位赤脚医生。我笑着抬起头来，他一愣，原先挥着的手，在空中停了下来，张着嘴看着我。我知道他肯定是认错了人。但我瞬间便认出了他，他就是大队部旁边小学里的老师，姓名我现在是记不起来了。我便说：“某某老师你好！”他见我认识他，便也客气道：“你好！”接着问：“某某医生呢？”我说：“他去公社开会了”。他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他今天开完会就回家了，不来了。”“噢，他不来了？”他迟凝地说着，又犹豫地看着我，说：“你是新来的？”我说：“是！”他说：“那能不能请你帮个忙，给我打一针？”说着，他晃动着手中的药盒。我接过药盒，看了一眼，是B12，是一种红色液体的针剂，我说：“行啊。”便接过药盒，到里间去拿消毒好的针筒和酒精棉球。边拿边暗暗窃喜，来卫生站二天了，偶尔遇到一二个前来问诊或来打针的，都是那位赤脚医生亲自接待和处理的，我只能在旁边看看，今天老虎不在，猴子称大王了，总算遇上个打针的了，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过打针的流程，如何找部位，如何消毒，如何抽药，如何进针。要45度角，要快、准，好像没有“狠”字。我默默地回想着老师所讲过的每个要点，只可惜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今天总算可以亲自操作一番了，我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我戴上口罩，像模像样地抽好药水。他起先是不放心的，一直盯着我看，见我动作蛮规范，蛮像会事的，便放下了心，拉下裤子，坐在橙子上，我转到他身后，左手拿着针筒，右手测量了一下部位，用酒精棉球作了局部消毒，把左手的针筒换到右手上，蹲下身子，目测一下，大约45度角的样子，按照快、准的原则，近矩离的一个飞针，不小心把“狠”字也用上了，只听他“啊”的一声，屁股抖动了一下，那原先45度的针筒垂了下来，我急忙扶正针筒，想往里推药，结果发现针筒里液体的前端，有空气。可能是刚才晃动时进去的。记得上课时老师说过，空气打入人体要死人的，当然，老师指的是静脉输液时，还是肌肉注射时，我一紧张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是心想，别给人家打一针，就把人家性命给打没了，那就事大了，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把针筒拨了出来，嘴里说着，是给他听的，也是给我自己听的，“别紧张，别紧张，我给你重打”。我把针筒里的空气排掉，同时也排掉了不少药液，一针的剂量，差不多就剩半支了，我心想，刚才一定是进针太快，造成针简滑动，有空气进入，于是，这次我就改成了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进针，这样针筒稳住了，空气也没进入针筒，但估计，这位老师定是紧张到要命，因为动作慢，他肌肉本能地收的紧紧的，他收的紧，我推得慢。加之天气热，两人又都很紧张，等打完针，我和他都是一身汗。
第二天下午，那位赤脚医生去一个边远小队出诊去了，我依然留守，依然翻着那本《农村卫生实用手册》大约下午三点左右，该是学校放学后，我总觉得卫生站门前有一个人影在晃动，起先我尚未特别关注，可晃的次数多了，我便留意起来，是谁故意在门前走来走去，且，每次走过门口时，眼神都会飞快地向室内扫过，后来，我躲在窗帘后细看了一下，发现就是昨天来打针的那位老师，估计他是下了课又要来打针，可昨天的感受，使他不敢轻易进来，除非能见到那位赤脚医生。否则，不敢冒险。他在门前俳徊着，犹豫着，斗争着，最终还是没有勇气走进来。
第三天下午，他又来了，这次那位赤脚医生在，我也在，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离开了，我知道，肯定是因为我在，他觉得不好意思进来，其实，该不好意思的是我，为此，我便借故出去一下，他远远地看见我离开了卫生站，便急急地赶了去，我躲在远处，直到看见他离开了卫生站，才又回来，估计他没有与赤脚医生说起过前天的事，因为，直到我实习期满离开时，赤脚医生都没有说起此事。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与那位老师几乎形成了黙契，他来，我走，他走，我来。竞然以后再没有谋过面。直至，我离开江北。
这件事，当初我一直觉得很好笑，因为，那时我太年轻了，也就是十四五岁，真是太不懂事了，现在想来该是多么对不起那位老师呀。虽然，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但他不仅用身体为我上了一堂医学实验课，还给我上了一堂人生课。让我知道了，做人一定要学会凉解和包容。感谢那位我不知名的老师。如果他健在的话，该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遥祝他健康长寿！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给人打针，也是最后一次给人打针，以后再无此从医经历。
隔了一段时间，学校里又组织学兽医，学了一个上午，下午便开始去给猪、羊看病打针。估计也考虑到牛比较金贵，是生产队里主要的耕种工具。如果给我们这些人搞伤了一头牛，那是不得了的事。给猪、羊打预防针，相对比较简单，它有特殊的针筒，抽好药水，针筒推进器上有罗丝可调节剂量，只有调到一定的剂量，抓住猪或羊的耳朵，在其根部扎下去，迅速推动，便完成了注射。猪“嘟嘟”二声，羊“咩咩”二下，反正打的疼与不疼，服务的满意不满意，猪、羊也不会去反映，即使反映给那些出这培训点子的人听，他们也听不懂，当然这是笑话，也是气话。
后来，又开始学军，我是基干民兵小队长。便发给我一把崭新的半自动步枪和六十发子弹。现在想想都感得后怕，枪，就挂在墙上。子弹，是一个油纸包着的盒子，我就放床上枕头的里侧，家里门上经常是不上锁的，有时出门或去生产队出工，一天不回家，都不锁门，要是当时被谁拿去或自己拿出去做出什么出格的事，那后果真是不可想象，从此事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风是多么的纯朴。
再后来，又学习开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总之，学这，学那，就是没有好好地读书学习。
十六
这年的中秋节，我是在无锡过的（学校放农假）。母亲是一个很传统，很有家庭情趣的人。每逢节日，她老人家，都会想方设法按照不同的时节，制作不同的时令食品给我们吃，很有仪式感，也正是如此，使我们兄弟间能经常地团聚在一起，享受过节的气氛，使大家对家的概念更加的强烈，亲情更加的浓厚。当然，这次大哥、二哥都没有回家过节。但母亲都给他们寄去了月饼。我记得，是无锡第一副食品商店的“苏式百果月饼”，这月饼果肉多，口感纯正，甜而不腻，恰到好处。现在，每逢中秋节，都是花里胡俏的只重包装，不重质量的广式月饼。偶尔买几个苏式月饼来吃，可再也吃不到以前那样品质的月饼了。
中秋节一过，应该是农历八月十六，我便急着回江北，临行时母亲给了我五元钱和一个用纸小心翼翼包裹着的月饼，当然也是“苏式百果月饼”。我搭乘的船，是农历八月十七的晚上，十一点多钟到达江北草埝的。此处，到我的生产队尚有十多里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步行，起初，尚有几个人同行，但，走着，走着，就没有伴了，一个人心里很有些害怕，但又无法，必须赶路。沿河的这条小路，一侧是农田，另外靠河的一侧，是一片小树林，风吹过树梢发出怪异的嘶鸣声，使人胆却，多亏那天月光很亮，又因为是下半夜了，我向东走，月亮在西侧，所以，月光将我的身影投射到我的前面，彷佛是与我紧紧相随的一个伴，这样，我便稍稍地放了心，可尽管如此，我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急急而又紧张地走着，忽然，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红色的火光，在一闪一闪地移动着，我吓得不敢向前，后来，经过仔细瓣认，我才发现，前面是一个人在边走边抽烟，我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有一个人相伴，害怕的是如果是坏人怎么办？我不由地紧紧捏着裤袋里的五元钱和那个我一直没舍得吃的月饼。因此，我既不敢靠前，又不敢离得太远。
夜，太静了。前面的人，可能听到了我的脚步声，便放慢了步子等我，我见他放慢了步子，我也故意放慢了步子，后来，可能他感觉到了我在放慢速度，并索性停了下来，坐在路边抽起了烟，于是，我在他不远的地方也停了下来，他见我停了下来，便用无锡话对我说：“小兄弟，不要怕，我也是下放的。”他这么一说，我听着便有了几分亲切，便迟疑地向他那边靠了靠，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矩离。他接着自我介绍道：“我是东台的，在河对面。”接着，向我问道；“你是那里咯？”我轻轻地答道：“我是大丰咯。”“噢！”他感叹道，“你一个人刚从无锡来？我也是刚从无锡来。”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月饼，喊道：“来，小兄弟，吃月饼。”我摸着口袋里自己的那个月饼和五元钱不肯靠近。他又道：“我不是坏人。”我凑着月光，偷偷地打量了他一下，他身材和大哥差不多，年龄看上去比大哥大二到三岁，面相和善。他把一个月饼瓣成二半，一半递给我，一半自己吃了起来。我便却却地接过他给我的那半个月饼。小口地吃了起来。月饼一入口，我便知道，这和我口袋里的月饼是一个牌子的，一副的“苏式百果月饼。”徒然心中便有了一份亲切，吃完他起身走了，我便跟在他身后。在我离生产队还有三里多路的地方，我们分手了，他过河去东台，我进入岔路，转向家的方向。临别时，他转身看了看我，记得他好像是挥了挥手，也许没有挥。我愣了愣，黙默地看着他过了河，我没有说一声谢谢！没有说一声再见！甚至于没有抬一抬手。只见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转角的树林里。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常常自责于我当初的无知和无礼。我很后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有所释然，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我永远记住了那个背影。我欠他一声谢谢！四十多年来我一直记得他，他现在还好吗？我相信他一定很好。上帝会保佑他的。遥祝无名的兄长，无名的朋友，一切安好！
这不是一个小故事，因为，他是我的亲身经历，它又如一个故事，因为，他跟随了我四十多年，铭记在了我的生命中，我希望看完我这段故事的你，也能在平凡如常的日子里，不要总是感伤、抱怨。而应尽可能地善待你身边的人和事。传递一份善意和友爱。无论对亲友还是陌生人。你的不经意的一个善举。可能会温暖别人的一生。
十七
独立生活，对我的锻练是全方位的。二哥当兵，穿的都是部队里的服装。所以，他把他能够留给我穿的衣服，都留给了我。当然，不是什么新衣服。但我特别喜欢那件“铁路装”的春秋衫。就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穿的铁路工作服。单竖领、平肩、左胸前一个单贴袋。深蓝色斜纹卡基布。虽然，已经洗的泛白了，但我依然很喜欢。平时舍不得穿，上课或到街上去，或去会同学时才穿。可毕竞不经洗，很快肩上、领口、臂弯处都破了。没办法，就自已学者补。白天怕被人看见笑话。晚上便就着煤油灯，想象着母亲补衣服的动作和手势，一针针地缝着，缝好了，自己看看，只能叹息。不是补丁斜了，就是针脚太大了，或是绉在一起了，补了拆，拆了补，又没有顶针：右手中指虽然事先包了布条，但还是被顶出了血。因为第二天要穿，没有第二件衣服调换。化了几个小时勉强将衣服补好，将就着穿上。就这样，身上的衣服都补遍了。
母亲不在身边的这几年，衣服都是我自己缝补的，就算难度最大的裤子屁股上的那二块如同肺叶的圆形补丁也学会了缝补，针脚要细，圆度要恰到好处，大了难看，小了不雅，要平复，不突起，现在到农村都看不到穿这种补丁服装的人了。缝被子更是拿手好戏，用一根绳子往二棵树上一拉，仍后把被里、棉胎、被面分别按照次序放好在绳子上，沿着被子转一圈，就把被子缝好了。现在的人聪明，一个被套一套，什么事都没了，只是苦了被单厂，被面没人买了。
说到穿衣，二哥到部队不久，便想方设法为我捎来了一件军装，那是件“的确凉”布的草绿色士兵装，胸前二个单口袋。那时，是一个崇尚军人的时代，加之“的确凉”布在市面上很少见，那衣服穿在身上，用现在的说法真是帅极了。我是夏天穿，冬天穿。一年四季穿在身上，这件衣服我十分珍惜，我穿了四年多。直到我79年离开江北，回到无锡，我仍然把它带在身边，保存着。有一次，我穿这衣服走在村里，还闹了个笑话，村里有位干部，他以为是二哥回来了，很远就冲着我叫“广义”并热情地跑过来要与我握手，到面前一看，才知是我这个冒牌货，他很尴尬，我也很不自在。通过此事，可以看出二哥在村里的人缘是很好的。
随着二哥参军离开江北，母亲大多数时间在江南照顾父亲和弟弟，生产队里就我一个人了。整个家庭的经济担子，依然主要压在父亲身上，大哥、二哥都很节俭。家里也拿不出什么来补贴他们，反过来，他们还常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津贴补助家用。尤其是二哥，对家里贡献甚大。在我的记忆中，自他踏进部队，直至今日，几十年中，从未向家里索要过什么。而对大家庭中，上自片瓦，下至寸丁，都曾贡献过，可以说是极尽其所能了，他对父母孝敬，对兄弟爱戴，对朋友真诚。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常以大哥、二哥以及弟弟为榜样，鼓励鞭策自己。
我仍然在读书，读书之余，主要就是忙好几块自留地，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攒几个鸡蛋换钱，只是解决些日常用品，如牙膏、牙刷、毛巾等必需品的更换、当然，最主要的物品就是盐，因为这是我的主要调味品。也是最主要的菜。至于其它食物就不作奢求了。
自留地里我也种了些菜，但很少，一是，自己不太会种。二是，确实没有什么时间去管理。记得春天没菜吃，就到田里采些菜苔的叶子吃。但又不敢采太多，怕伤了菜开花结籽。有时不得不采隔年的疯菠菜吃，因为春天了，菠菜已起苔了，既老又涩。因为没有其它调味品，只能清水里放点盐，烫一下，一顿尚可，几顿下来实难下口。以至于多年以后，可以说，直至今日，我都很少吃菠菜。夏天，我种了几棵丝瓜，不知怎么回事，那年的丝瓜结的异常的多，便天天炒丝瓜或丝瓜汤。害得我几十年没有吃丝瓜。直至近几年，才偶尔主动会买些家中食用。也许，这就是那时代留下的后遗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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