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文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里，尤利西斯决定航海返回家乡。途中他的船要经过海妖塞壬出没的小岛。塞壬的歌声极具魅惑，无人可以抵抗。尤利西斯下达命令，要求水手将他绑在桅杆上，吩咐他们用蜂蜡堵住耳朵，在经过小岛时不得听从他的指挥，哪怕他叫喊、恐吓、咒骂或者哀求，以免偏离航道葬身大海。
尤利西斯想一听海妖美妙的歌声，同时也明白，一旦放任自己，未来就会成为灾难。他必须趁神志清醒防患于未然，对将来的行为进行限制，以免干出无可挽回的蠢事。这是现在的尤利西斯与未来的尤利西斯进行的一场谈判，达成的一桩交易，订立的一份契约。这种自我谈判自我设限的契约，有人称之为“尤利西斯合约”（Ulysses contract）。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明天我要参加一个面试，今晚不能跟大家喝酒唱K了。”“去年光棍节淘宝花销太大，我要把积蓄账户都转成定期，今年不做剁手党。”我们随时都在签署类似的合约。然而前提是，我们预先知道未来将要面对什么。假如我们对未来缺乏认识，又能谈些什么呢？
在我看来，《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我们无法把握未来的情况下怎么办？赫希曼以自身精彩、传奇及深刻的人生为例，提供了一个他称作“可能主义”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发现和创造未来的诸多可能性，然后敏捷勇敢地做出选择。
可是，像赫希曼的人天下有几个？再说了，即使满足了可能主义的条件，假设没有道德上的约束，怎么保证他（她）不会堕落成一个机会主义者呢？须知马基雅维利强调“美德与运气”的相互作用，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可不是。尽管这里所谓的美德跟道德并非一回事。
诺博托·霍尔斯特有一本《何为道德》，用十分清晰的哲学语言讨论了道德问题。有趣的是，约书亚·格林在《道德部落》里的探索与之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只不过后者大量使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语言，但结论相当一致。譬如他们都认为，道德不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东西，也不是有赖于宗教的建构物，这一点明显有别于柏拉图、阿奎那或康德。同时他们也同意，道德不仅事实上建基于众人的利益，原则上也应该如此——它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机制，“服务于我们的利益”。如此坦率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两人论证得很精彩。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功利主义，与赫希曼的可能主义不无融通的地方，因为它们都强调成本—收益的实际考量，强调从现实中“发掘”未来的价值，从而把未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值得尝试的可能性。鉴于功利主义已被庸俗化，格林给出了一个新名词“深度实用主义”。
不管重视与否，讨论道德不可避免要论及自由意志。像绝大多数哲学家一样，霍尔斯特认为自由意志是我们履行道德责任的必要前提。然而如今很多神经科学家却公开表示，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这一点，“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加扎尼加过去在《伦理的脑》、《谁说了算？》里都谈到了。不过他的激进程度远不及另一位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后者在《隐藏的自我》一书里不但直截了当地判了自由意志的“死刑”，还正面挑战了康德式的复仇主义道德观。他甚至呼吁摆脱基于自由意志的究责与惩罚，建立一套克服复仇冲动的、重视矫正的、与神经科学相协调的“前瞻性”司法系统。显然，在他的态度背后，其基础还是功利主义。
可是利益是什么？我们能够理性地看待利益吗？还是说，所谓利益只是情感上的偏好？换句话说，当看待利益的理性与直觉相悖时，我们如何是好？这一系列的问题相当复杂。在《道德的理由》里，詹姆斯·雷切尔斯和斯图亚特·雷切尔斯委婉地表示，应该优先考虑理性的原则。他们承认道德直觉的重要性，不过直觉的缺陷在于，它有可能掏空事实的基础，把道德判断变成单纯的情感心态，甚至掉进相对主义的陷阱。最后他们提倡的新概念叫“多重策略的功利主义”。
如果我们缺乏对情感与理性的认识，他们的倡议就没什么意义。休谟说，理性是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我觉得这句话与功利主义不矛盾。情感是行动的动力，理性只能为之服务。但在服务的过程中，理性必然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否则起不了服务的作用。道德领域也是如此，当需要我们做出道德判断的社会规模越来越大，人际范围越来越广，理性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很像市场行为，交易规模小，以物易物即可，规模变大，就需要黄金之类的硬通货，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更方便的纸币则取而代之。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正如黄金与纸币。
钱永祥先生在《动情的理性》的序言里也谈到了情感与理性在道德实践中的不同作用。他说：“惟其说理，才能趋近更妥当的认知，也唯有靠说理自身内建的普遍主义性格，我们才能平等地考量所有相关者的利害。”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从扩展的效力看，情感不及理性。但他同时也强调，理性必然源自情感的鼓动，否则理性就会失去关注和介入的焦点。
神经科学家詹姆斯·胡德从演化的角度涉及了同一个问题。在《被驯化的大脑》里他注意到了一个有悖于常识的事实，尽管人脑在演化的大多数时间里越来越大，但在最近的两万年间，大脑的体积实际上却在萎缩。缩小的尺寸还很可观，约有一只网球那么大。他猜测缩小的原因是“人类的自我驯化”——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人类在更大规模的社会规模中协调合作，为此，个体需要在生理上做出自我调节，降低某些不利于合作的激素水平，增加某些更利于合作的生理特质。事实上，在人类驯化的绝大多数动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变化——相较于它们的野生祖先，它们的脑容量全都缩小了10%-15%。和这种趋势相伴随的，是激素水平的变化，以及推理方式的改变。我们人类的理性，很可能也是在同样的过程中逐渐变得重要起来的。
驯化改变了人类的大脑，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习性。也许有人因此误会，认为随着理性地位的提高，情感受到了压制，事实不是那样。相反，受控的情感变得更细腻也更丰富了。它依然是人性中至为关键的要素，既是道德的源泉，也是道德的约束。但是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情感的认识远不如理性。认知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对婴儿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不是读到他在《善恶之源》里做的不少实验，我不知道早在开口说话和迈步行走之前，婴儿对人与事已经具有朴素而明晰的道德判断。他们有正义感，有移情能力，也有同情心。但同时他们自私褊狭，区分亲疏，歧视乃至敌视陌生人。
要继续了解大脑的“情感生活”，迪伦·埃文斯的《情感密码》、加扎尼加的自传《双脑记》都是不错的读物。不过，假如我们把情感只当成大脑的事情，那就过于简单了。像心智一样，情感也有赖于身体的支持。在《消失的微生物》里，马丁·布莱泽为此提供了旁证。他注意到，在我们的胃肠功能与大脑功能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例如拥有1亿神经元的肠道神经系统，它产生的神经信号可以通过迷走神经直接传递给大脑，从而影响我们的认知和情绪。肠道还生产人体80%的血清素，这种神经递质是调控睡眠、学习和情绪的重要因素。布莱泽大胆推测，之所以如今出现越来越多的自闭症患儿，跟母亲滥用抗生素导致肠道紊乱有关。
除了生理和心理，身体还有很强的社会性。这方面三卷本的《身体的历史》值得一读，遗憾的是，它关注的是西方历史中的身体，身在别的社会则不在考虑之列。
社会与身体，是我近几年来的阅读主题。除了上述的著作，今年我还读了《崩溃边缘》、《最伟大的医生》、《为什么不杀光》、《双螺旋》、《生命的未来》、《灵长类的社会进化》、《人科：作为复杂系统的人文科学》、《中国与达尔文》、《天生的烦恼》、《错把妻子当帽子》、《神经元艺术史》、《成败就在刹那间》、《幻觉：谁在捉弄我们的大脑》、《社会记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心智探奇》、《语/镜》、《昨日之前的世界》、《统计学的世界》、《心灵种种》、《我的应许之地》、《生物中心主义》、《人的意识》等等。惭愧的是文学类读得太少，只有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和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印象深刻。
因此我希望来年的阅读在范围上和趣味性上都有变化，这是我的尤利西斯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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