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杜甫

        杜甫是唐代的大诗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是一个帽子上飘着两根带子，感觉有点苦大仇深的老头儿。这是因为语文书里杜甫一直以一种又穷又老、一身疾病，每天盼望国家和平的形象存在着。查阅了大量杜甫的资料后我发现不是这样的。他不是一生寂寂无名，到死后才被人挖掘出他的价值；也不是一直默默无闻，只能靠写些恭维别人的诗来获得认可；甚至他跟李白的关系，也绝对不是杜甫单方面倒贴。

        杜甫不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是诗圣、诗史，而且在历朝历代都有很多重量级的粉丝。从唐代的白居易、韩愈，到20世纪的闻一多。

      之所以误解杜甫，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因为杜甫晚年诗歌的成就更高，人们读杜诗、解杜诗，也都喜欢谈论他晚年的作品。于是，杜甫留给历史的形象，就是一副老头子的样子，而且是安史之乱之后，经历了家道中落等等一系列倒霉的事情之后悲惨的晚年，我们能不觉得他苦吗？就像我们谈论李白，更多地谈论可是他早年写的那些潇洒恣意的诗。

          青年杜甫，可是典型的大唐好男儿的风范：出身好、成名早、能文能武，可以说是让人喜爱又羡慕。杜甫出身并不贫寒，而是官僚子弟。他的祖上可以追溯到晋代名将杜预。杜预，当时人称杜武库。《滕王阁序》里“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武库是称赞武将多才善战。从杜预以来，杜甫家一直“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就是说一直都在当官。杜甫的祖父叫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诗人，官做得也不小。杜甫的母族是清河崔氏。这个崔氏来头就更大了，杜甫曾写诗说自己的“舅氏多人物”，就是说他的舅舅们大多很有名望。母家的兴盛，是因为他的外祖母是唐太宗李世民第十个儿子纪王的后人，也算是大唐的公主。到杜甫父亲这一辈 ，虽然没有到达祖辈的高度，也没有衰落。他的父亲杜闲是五品官，在唐代，宰相的品级也只有三品，三品以上就都是不太管事的荣誉职衔了。这个五品最高也可以挂到宰相职，可以说挺有地位了。所以说，杜甫的出身是高于同时代大部分诗人的。

        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因为父亲杜闲在外当官，他的童年是在洛阳的姑姑家里度过的。当时的洛阳虽然不是首都，但也是唐朝第二都城。而且，因为处在江淮漕运转输的要道上，洛阳甚至比首都长安还要富庶。每当关中收成不好的时候，皇帝就会带着百官来洛阳居住，所以大多高官亲王在洛阳都修了宅邸。像一般的世家子弟一样，杜甫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七岁就写下了第一首诗；九岁就能临写虞世南的榜书大字；十一二岁的时候，已经因为诗文在洛阳显露头角了。一些当地名士夸他是班固、扬雄再生，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因为诗写得好，杜甫还被当地的前辈引荐见到了许多朝中红人，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常受邀出入岐王李范和唐玄宗宠臣崔涤的宅子，“岐王府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说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杜甫当然不是一个一辈子怀才不遇的小人物，而是一个年少成名、才华横溢的世家子弟。很多唐代诗人苦苦追求的东西，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认可，杜甫却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而且得到的时候，还只是个大孩子。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身，杜甫学成之后，并没有急着考取功名，而是给自己规划了两次长途旅行。唐朝当时的科举考试，不仅要看你的考试成绩，同时也要看你平时的作品和在社会上的名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有没有当时在官场或者文坛上有地位的人向朝廷举荐，这个在当时叫“通榜”。所以，读书人在学成之后，考试之前，会把自己的诗文整理成册，到首都或者其他人文荟萃的城市去结交一些名流，做点自我宣传。这样一来，应考时候把握当然就更大一些。

        但是，二十几岁的杜甫已经不太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再费力了。他长大的洛阳本身就是大城市，但是他既没有在洛阳找机会，也没有选择首都长安，而是去了当时看来还比较偏僻的江南。所以他漫游的目的是很纯粹的，主要就是看看他崇拜的六朝诗人笔下的地方。在洛阳文化圈里成长起来的杜甫，依然保持着六朝式的审美，真诚地崇拜着很多六朝诗人。

      而且这段时间，杜甫的叔叔和姑父都在江南当官。在这一趟长达三年多的旅行里，年轻的杜甫玩得很惬意，没什么经济压力。他在江南停留了三年，三年后才为了参加进士考试，匆忙回到家乡，结果他这一次考试就落第了。不过，二十四岁的杜甫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结果出来之后，杜甫就开始规划自己的第二次旅行了，那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在这次去山东的途中写下来的。杜甫在人生最好的十年里从来不曾多么渴求仕途和上进，也根本没有为经济问题发过愁。在很多人印象中，李白不爱功名，放荡不羁，杜甫却是想当官一直当不上是误解。结束了这两场漫长的后青春期漫游，杜甫认识了足够的朋友，见识了足够的民生。他终于开始考虑前途问题了。就在这段时间，他在洛阳遇到了李白。他们两个相遇那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四十四岁。

这时候的李白刚刚得罪了高力士和杨贵妃，被唐玄宗赐金还山，正在失意的时候。他看透了朝局，恢复了早年浪荡的游侠求仙生活。李白是个光芒万丈的人，有非常强的人格魅力。杜甫和他一相遇，就被这风采吸引了。两个人相约一起去寻仙——这个倡议显然是李白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寻仙不是说说而已，这两个人是真的去了。从他俩留下的诗歌也能看得出来，他们这段时间里经常一起打猎骑马，呼鹰捉兔，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谈论的还是国事。这时的李白已经从权力中心离开了，杜甫还没有开始他的仕途，但是他们俩对朝局有着相近的认识。他们都看得到朝廷分封的节度使们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看得到百姓们为这些没有必要的征讨背负了太多重负。杜甫有诗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意思是再这么打下去，老百姓要供不起了。而李白也在一首诗里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他们都在担忧国家经不起这样长时间的空耗，也深深地怜悯着战争中受苦的百姓，但除了写诗和谈论，他们也都没有任何办法。

        这次同游大概持续了大半年，短暂分开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在山东的兖州重逢了。杜甫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诗送给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很多人觉得杜甫是在吹捧李白，为李白不得志而惋惜。但是，仔细想想，诗人借对友人的称赞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不是常有的事么。何况两人共同的志向，我倒觉得这首诗其实写的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心态。杜甫说，我们去年秋天就在一起打猎，今年短暂分别以后又遇到了。“未就丹砂愧葛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约好去求仙问道，到今天已经一年了，但这件事还是没有什么眉目。随后他就感慨，这样喝酒唱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们白白地有一腔骄傲，可是谁来赏识我们呢？所以说这并不是杜甫的单方面追随和吹捧，而是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寂寞和对前途的不知所措。

        在这不知所措中，他们继续同游。两个人一起去东蒙山寻访道士，白天携手同行，醉了就盖一床被子睡觉，关系比分别前还要亲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守着一杯酒谈论许多文学上的问题，这个场景让后代的很多诗人单一想到就热血沸腾。这对双子星的相遇，被看作是几千年来诗坛最伟大的会面。这个时段的杜甫曾经把李白比作南朝的诗人阴铿，他看到了李白诗里和阴铿相似的，重视辞采飞扬而不喜欢阐述道理的特点，但对李白潇洒表面下的痛苦认识得还不够。这十一年的代沟，最终是要杜甫亲自走这种痛苦，才能填平。

        李白是杜甫对青春和盛世的最后一个华美的记忆，他后来在长安、在秦州、在成都、在夔州，都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李白，怀念李白时写出来的诗也越来越出色。他依然记得李白的“敏捷诗千首”，但也终于读懂了他的“飘零酒一杯”。因为那时候的杜甫自己也已经饱尝了生活的打击，处在“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境地了。说完了李杜之交，杜甫人生的春天和夏天也就要过去了。杜甫的人生即将入秋。秋天，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肃杀，感觉到凄凉，但同时，秋天才能结出果实，有了秋天，前面那些轻松的盛放才能生长出丰富的意义来。

        杜甫和李白分别之后，来到了长安，开始安安心心准备考试，谋取职位，争取能够为百姓们做点事情。但是，这时候的长安政治生态已经很恶劣了，跟我们印象中的开明开放的盛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李林甫把持朝政，制造冤狱，诬陷大员，能在朝中存活下来的官员，不是贪污的，就是不敢说话的。在科举考场上，李林甫还干过一件很恶劣的事，叫作“野无余贤”。他操纵了一场考试，结果没有人及第。然后，他还恭喜皇帝说：这说明所有贤良的人都已经在朝廷，有官做了，都是因为您治理得好啊。而皇帝，居然默许了这种说法。

        杜甫的霉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准备多年，参加的就是这场注定没人中举的考试。没过多久，他在朝当官的父亲杜闲也去世了。于是，杜家的经济情况就每况愈下。为了养活自己，杜甫不得不想别的门路。唐代文人如果没办法走仕途，就会投靠贵族。杜甫也只好过起了这种半幕僚、半门客的生活，他的形象从此开始向我们印象里那个贫穷的脸谱靠近。而这个时候，杜甫已经快四十岁了。不久后，持续了七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了，安禄山起兵攻占洛阳，自己称帝。杜甫还算幸运，在长安沦陷前一个月逃了出来，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这一路的逃亡简直就是在血与火中奔走。他把家人安顿在了鄜州，听说太子李亨在危急中即位，就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李亨身上，独自出发去寻找皇帝，结果路上被胡人抓住送到了长安，成了俘虏。这时候的长安已经被毁得不成样子了，宫殿府邸都被胡人占领，宗室嫔妃和官员家属也都被杀了，血流了满街。杜甫在敌人的监管下每天盼着各方的消息。他一直关注着战局，也惦念着失散的妻小。我们都背过的那首《春望》，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写出来的。

        “国破山河在”，开篇五个字很沉重，但沉重之中，依然能感觉到杜甫的信心。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山河在，国就总会再有。国破是一个事件，而山河，就是在历史变化中的不变。有学者说，是杜甫，让诗中的山水变成了山河。他让眼前的风景走进了时间，给了它们民族的、文化的意义，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从安史之乱，从《春望》开始的。在长安滞留了一年多，杜甫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他听说唐肃宗在凤翔，就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奔着凤翔而去。因为怕被胡人碰到，杜甫不敢走大道，一路沿着崎岖小道走。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投奔到了朝廷。唐肃宗封了杜甫一个八品的小官做,不过，杜甫最终选择了辞官。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出仕。

        杜甫一生真的当官满打满算也不过两年多的时间，而且官做得也不大。但是，他经常被外派，加上早年的游历经历，他接触到了很多以他的阶级可能一辈子都不用接触的底层人民的生活，这或许就是他诗歌中历史厚重感的来源。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我们熟悉的三吏、三别。因为苦难，杜甫从一个优秀的诗人变成了一个伟大诗人。如果说李白的诗一直在努力地奔向青天，挣脱出时空，杜甫的诗就是越来越深地扎根进了大地，留存住了时代。辞官之后，杜甫的境遇就更惨了，他一直没能回到家乡，而是辗转于各地。其中最重要的坐标，就是成都和夔州（kui）。

        现在成都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杜甫草堂，就是他当年住过的地方。在那里，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草药、修葺房屋，真正生活在自然中了，于是写了不少田园作品。最有名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你感受到的是清新、自然，甚至有些狼狈，绝不是那种为了田园而田园，为了归隐而归隐的惺惺作态。同时，这段时间杜甫也开始整理自己的思想，发表了一些诗学观点。

        当时的诗坛，处在一种停滞的氛围里，王维死了、李白死了，岑cen参已经结束了边塞诗的创作时代，而下一代的孟郊还是个小孩子，韩愈、白居易都没有出生。站在今天来看，那十几年里，杜甫几乎是独挑大梁，撑起了唐诗的艺术高度。讽刺的是，当时流传的诗选集里居然没有选入一首杜甫的诗。杜甫说，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嘲讽的就是他身处的时代那种只注重形式，僵化死板的文学审美。对此，冯至的评语可以说是很到位：“同时代文人们那些小巧的诗句，不过是兰苕上飞翔着的翡翠鸟”“至于大海鲸涛，气象万千，那是只有李白和杜甫才拥有的表达能力”。杜甫的诗无法被当时的主流审美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时代的局限，也是杜甫的孤独。

        日子虽然清苦，但也算安乐，那杜甫为什么后来又要去夔州呢？是因为成都照顾他的朋友严武死去了。杜甫也没有把草堂当作真正的家，他期待着能够回到故乡洛阳。所以他离开了成都，坐船往东走，但没走多远，到了四川云安一带，他就因病走不动了，只好在当地住下。之后走一段，歇一段，就这样来到了夔州。在无限的悲凉中，杜甫遇到了雄伟肃杀的夔州。夔州在瞿塘峡附近，和白帝城相连接。到处可见深深的峡谷和汹涌的江水，而且这山水也充满了浪漫的气质。夔州的夔门据说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开凿的，而宋玉《高唐赋》里说到的楚王和神女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奇特的地理风貌和历史渊源重叠起来，这样的风景跟他的心境刚好贴合，让杜诗获得了最强大的力量感，也就给杜诗镀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在来到夔州前，杜甫写的诗是真诚的，也是特别接地气的。非要挑骨头的话，我们可以说，还少了一点李白的那种纵横时空之中的灵动。而到了夔州之后，他的诗才到达了新的高度。我们不妨引用梵高的一句话：“用树木接触星辰是大地的渴望。”杜甫依然生长在他的环境和土壤里，但到了夔州，他已经长得足够高，诗也渐渐有了通往未知的变化手段。

        这阶段最有名的诗当然就是《秋兴八首》。这组诗是诗歌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里程碑，也是杜甫诗作的巅峰。在这组诗里，我们能看到杜甫的视野不断在夔州和长安两个地方来回穿梭交织，把记忆和想象里那个春天的长安碎片化之后，非常轻盈地拼接在了这条深秋峡谷中的大江里。这种拼接好像古龙小说里的轻功一样，不遵从任何物理学公式，外行人可能觉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是，当你把握住关键点，秋天的夔州山水是实，春天的长安景象是虚，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诗学手法。这种掌控力，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以想象力著称的李白，引领了后面上千年的诗歌创作。李商隐等等一系列诗人，都是受到《秋兴八首》的启发，顺着这条路，在语言的张力上拓展出了更高的层次。

我眼中的杜甫

在这个最接近神话传说的地方，杜甫的诗达到了顶峰，一步封神。而当然，写出了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他也就不得不体会双重的孤独。这是所有大诗人都避免不了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