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6日，一个东北姑娘在北京一医院，怒斥票贩子，保安，医院，视频一经上线，瞬间刷爆了整个网络，“300元的号，卖4500“，“北京，首都”，各种扎心的字眼，激起了整个社会对黄牛党的集体讨伐。的确，黄牛党疯狂的抢占优质稀缺资源，破坏原有分配体制，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且恶劣的影响，从道德上讲，不为人齿。但是，如果我们抛开道德层面，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事情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一面呢？
黄牛党贩票，让人深恶痛绝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资源稀缺的问题，如何解决稀缺资源最有效分配，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我们常见的解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完全市场化运作，好比股票市场，买卖都是市场决定。一种是制度化的，好比医院的专家号，火车票等等。在详细分析两种解决方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先引入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就是消费者为获取稀缺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和供应方采取的分配方式无关。也就是说，不管供应方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分配，消费者付出的成本不变。这到底如何理解呢，资源供应者应该选择哪一种分配方式更好呢？
为了说明上面的问题，我们不妨来做个思想小实验，新的Iphone X马上要上线了，一只卖8388，一个小镇上，有100个人想要，镇上唯一的Iphone代理商竭尽所能，但只拿到了50台货。代理商要把新手机卖出去，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按照原价来出售，一个是竞价出售。
如果商家选择原价出售，他采取了先到先得的原则，在到货前，商家发布消息说新的Iphone三天后到货。消息一经公布，有些顾客就迫不及待，当天晚上就连夜开始排队。后面的顾客也开始排队，队伍排的越来越长，很快排到了50人。其他想买的人一看名额已经满了，就只好放弃。三天后，50名顾客终于如愿以偿的买到了Iphone X，每个人都花了8388元。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可能，商家选择竞价出售，商家发布消息说，三天后上午10点开始,50台手机开始在线上竞价出售，到11点整，出价最高的50位顾客，可以买走手机。第三天早上10点整，100位顾客在线上纷纷报价，到11点整，50台手机顺利出货，最高的价格报到了14000元，最低的成交价是11000元。
说到这儿，可能会有小伙伴跳出来问，你之前说的经济学原理不对啊，排队买到手机的人，他们只花了8388元，而竞价买到的顾客至少也花了11000元，他们的成本怎么会一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排队的顾客，他虽然只花了8388元买到了手机，但是三天三夜的劳动力成本难道就不是成本了吗，他还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和参加其他活动的时间，还搭上自己的健康成本，这些可都是看不见的成本啊。如果我们将两种方式简单等价，那么他为三天三夜所付出的成本就是14000-8999=5612元。
但是我们知道，现实情境下，第一个排队的顾客，可能并不是最需要新手机的顾客，而这位顾客，却很有可能是在放弃排队的那些人里，因为他们的时间更宝贵，排队对他们来说成本太大了。可以想象，在竞价销售中出价最高的那个人，有可能最后才会去排队。而他之所以愿意出那么高的价格，是因为他真需要。由此可见，在竞价销售的方案中，那50个手机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最想要得到它们的顾客，商家也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各方的效率都极高。而在原价出售的方案中，不但商家的收入减少了，更是浪费了小镇上众多劳动者连夜排队的劳动力成本，这个代价太大了，排队购得手机的顾客，也花费了远高于手机本身价格的成本，无论从个体，还是小镇的整体效益来看，原价销售的方案实在是太low了。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上的另一个基本理念，就是稀缺资源的分配，市场做得更好。这也符合之前我们讲过“谁用的好，归谁”的科斯定律。
这时，可能又有小伙伴会跳出来说，你讲了这么多，和黄牛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前面的思想实验。我们看到，在原价出售的情境中，所有手机价格都是8388元，而通过竞价销售的例子，我们知道市场上是有人愿意出14000元来买的。也就是说，这个手机真正的市场价格，在原价销售的情境中是没有被发现的。这个时候，突然有排队买到手机的顾客高举他的手机，大声叫到：“原装未拆封的手机，一小时竞拍，价高者得！”一个小时之后，这只手机以14000元的价格转给了别人。对，这个顾客，就是一个黄牛。他这一举动，实现了原价出售情境中无法做到的事情：发现市场价格，资源合理分配。他把市场给带来了。
我们再回到医院的那个例子，医院的专家号是众所周知的稀缺资源，按照刚才的基本理念，要找出哪些才是真正最需要这些资源的买家，市场做得会更好。专家号既然能被炒到4500，本身就体现了它的市场价格，300元的价格是对专家号价格的严重低估和扭曲。黄牛的存在，恰恰是帮助发现了这个市场价格，也让稀缺的专家号能以更加高效的方式，流入到最需要它的病人手中，另外，他们甚至还间接地提高了医院和专家的整体效益。试想一下300元的挂号费，普通的病人几乎都能承受得起，那么即便是那些不特别急的病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医疗，他们也会选择挂专家号，这就会让医院和专家花大量的时间，在一些不那么需要重点关注的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小伙伴可能又会有不服气的，会说：那这样的话，专家不都是给有钱人服务了吗，难道穷人就不配看专家吗？
这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经济学不解决道德问题。如果从道德出发，要解决好穷人看病难的问题，医院可以出台专家义诊的措施啊，比如每天给出一定的免费义诊的名额，给那些实在出不起钱的急重病人看病，那穷人看病的问题不也有解了吗？那这样，刚才那位小伙伴是否应该立即去找医院质问，为什么不提供免费义诊呢？所以，这样的道德问题，经济学不关心。
好，回到黄牛的话题上来。对黄牛党，之所以我有话要说，其实后面还有更深层的逻辑。黄牛党虽然手段不正确，破坏了游戏规则，但是在原有体制上发现价值，提高效益的这一点功劳不可磨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黄牛党现象背后，是服务提供者在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上面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医院在专家号价格设置上存在极大的扭曲，市场价比他们标价高了整整15倍。正是这个巨大的利润空间让黄牛看到了机会。
发现问题，就应该解决问题。医院面临的其实也是和Iphone代理商一样的选择，是排队供应，还是竞价供应。排队供应是老套路，可以通过实名预约制来断了黄牛的后路。技术上虽不难，但其实并没有解决供需无法最佳匹配，效率低下的问题。更优的选择，应该是竞价供应的方案，比如前一天下午一段时间内通过竞价排名，来确定就诊的具体病人和顺序。这样的效率才是最高的。
不服气的小伙伴可能又会跳出来说，那样医院不是赚了更多的老百姓的血汗钱了吗？那我不妨也问一句：你觉得那些钱是给黄牛赚走好呢，还是给医院赚走好呢？别忘了，不管医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分配，病人付出的成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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