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农村

1974年1月5号，我们来到保定徐水县南亭村，那时叫南亭公社南亭大队插队落户。这个村当时有20个生产小队，两千多口人，属于大村，还是公社所在地。南亭村离著名的曹河不远，我很小就听说过曹河的驴肉和驴肉火烧。

我们二十个人被分到四个生产队，我和另一个男同学，还有四个女同学分到了第五生产队，队长叫王双喜，30多岁，个不高，平头。队长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口一个＂尚儿的＂；第二印象，也是让我惊讶的是他那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特别是＂王双喜＂三个字，龙飞凤舞，简直就是绝妙的书法艺术品。后来我才知道，队长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文化功底深厚，要不是文革耽误了，恐怕早就是哪所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了。

队长把我们两人带到一个小院。院子很小，夯土打的院墙已经残破。院子的西南角有一个猪圈，不时从圈里传出猪的哼哼声。北边临街有三间红砖砌的平房。队长说，你们先在这儿住吧，等以后大队给你们盖了新房再说。进屋后我看到，和一般农家屋一样，中间是厅堂兼灶房，两边是卧室。我和那位男同学住西屋，队长的弟弟二喜住东屋。

  刚到的那天晚上，队里好多男社员都来看我们，炕上炕下挤满了人。我带来的那个小皮箱也让人坐着，压得扁扁的，心疼的我不行，可又不好意思让人家别坐。那时的农村经常停电，但我记得那天晚上没有停，似乎电老虎也在欢迎我们。大家东一句西一句闲扯着，纸烟味，脚臭味充满了不大的屋子。灶间的大锅里已烧了好几锅开水，土炕也已热的不行。眼看时间已经很晚，社员们还没有走的意思。队长只好发话了，好了，尚儿的，都他娘回家睡觉吧！

社员们走了，我们才开始铺被子。我睡炕头，那位男同学睡炕尾。虽然我生长在城市，但对农村的土炕也不陌生。我们上中学时不但要学工，还要学农、学军。学军不光是走走正步，到军营里参观参观，还组织野营拉练，和军人一样，背着背包，一走就是半个月，晚上住的就是农家屋，睡的就是农家的火炕。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内急的不行，因天冷，又不想到外面，就把尿撒到了屋内的煤池子里。当时我想，反正和煤也要用水，就当是给煤添水吧。满以为自己的壮举无人知道，谁想让辅导员老师看的一清二楚。他当时假寐，没有理我，第二天却在班会上狠批，说我破坏了群众纪律，还让我检讨，害得我好长时间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关于学农，记得有两次，一次是在初中，好像是1971年的秋天，我们去的保定满城县一个村。当时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对于到农村过集体生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都感到很新鲜。生产队安排我们的劳动主要就是拉犁。当时正是秋收秋种的大忙时节，队里种小麦正缺人手，我们这帮孩子干不了别的，拉个犁没问题。为了尽早完成秋种任务，我们后来还分组搞起了劳动竞赛。我们边拉犁边唱歌，欢快的歌声在田野上回荡。当然，我们学农的时间毕竟很短，几天就结束了。尽管如此，回到家里好长时间都缓不过劲来。第二次学农是在高中，去的好像也是满城。那天生产队让我们从地边往田里送粪，送粪的工具是独轮车。我们都是第一次用这种车，别说装上东西，就是空车也推不稳当。好多同学在送粪时，小车倒了就随便把车上的粪倒在那里，再回来让别人重新装车。开始我也是这样，后来觉得这样不行，不但学不会推车，也不能把粪送到应到的地方。于是我就随车带了把铁铣，小车在哪里倒了就用铁铣把撒到地上的粪再装上车，一直到目的地为止。没想到，这一幕让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看了个清楚。后来，他在一次班会上特意表扬了我，说我这种碶而不舍的精神非常难能可贵，有了这种精神，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铺好被子，又拿出自带的脸盆，在灶间大锅里舀了热水，匆匆洗完脚就上炕睡了。前半夜，早已烧好的土炕把我热的不行，恨不得把被子掀了；后半夜，热炕逐渐降温，屋内又没有炉火，冻得我把军大衣盖到了被子上。就是这样还冷得打哆嗦。第二天早上，发现昨天晚上留在脸盆里的洗脚水已经结冰。

      第二天晚上，大队召开欢迎会，村支部一班人都参加了。我们知青的带对干部当然也不例外。带队干部记得是保定市物资局的，我们都叫他刘科长。简陋的桌子上摆着花生，瓜子，香烟等。大队王支书首先讲话，欢迎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支书讲完，其他的支委也讲了热情的话。带队的刘科长也讲了。他说感谢南亭村领导和乡亲们的深情厚意，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认真接受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他特别提到，我就在旁边的公社里住，大家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找我。其实，在插队的两年间，我们很少找他，他多数时间也不在公社住。轮到我们，大家都表示了要认真接受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意思。我发言时，最后讲了一句现在想起来都后悔的话。我说，希望以后大队再开会，不要再给我们摆香烟。支书听了很尴尬，只好说，虚心接受这位同学的意见。

由于我们刚到，粮食什么的还没分配，队里只好先让我们吃派饭。所谓的派饭就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吃饭。吃派饭的好处我发现有两点，一是可以尽快熟悉本队的社员和他们的家庭，二是伙食比较好。队里指定做派饭的人家，一般都是家境较为殷实的，而且还有个相互攀比的问题，哪家也不愿丢面子。第一天我们是在队长家吃的，中午，队长媳妇给做的烙饼，炒的鸡蛋。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最好的待客饭了，虽然我们已不是客人。吃饭时，就是队长一个人陪着，他的两个孩子也想上桌，让队长哄走了。第二天，我到了另一家。据说，这家的男人在城里工作，每个月才回来一两次。进了门，我看到家里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一般农村家里那么乱。女主人30多岁，五官端正，皮肤白净，和一般的农村妇女不大一样。女主人倒是很热情，特意给我包了饺子。但是，我有个不好的毛病，就是不吃猪肉。这也是从小落下的。好像是1961年，我那时六岁，奶奶带着我和大妹从保定去广西南宁邕宁县。当时父母都在那工作。父亲是南下干部，在邕宁县当粮食局局长。那会正是困难年代，在保定当然吃的不好。在邕宁那些天，可能是肉吃多了，又不注意多喝了凉水，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吃伤了，打那后见了肥肉就想吐。那天看到人家端上来的饺子，我很为难，吃吧，吃不下去；不吃吧，人家好心好意给做了。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女主人说，小伙子，你怎么不吃？我说，大嫂，对不起，我不吃猪肉。她听了马上就说，没事，嫂子再给你重新做！当我重新捧起飘着葱花和鸡蛋香味的面条时，泪水不由就落下了。

记得，我们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是往大田里送粪。送粪主要是靠人力拉车，生产队的牲口当时是宝贝，一般情况下不用的。冬天地里也没别的活，社员们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拉车送粪。送粪一般不在白天，而是晚上，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刚开始干这样的活我们都感到新鲜，一个女同学还说，和我们在学校学农差不多。

初到南亭村，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忆，那就是写黑板报。我们这些人在学校就善于写板报，到了新地方当然要发挥这个特长。大队部的外墙就是一块很大的黑板。黑板比较高，需要踩着凳子才能够到上面。我们设计了板报的通栏标题：革命道路我们走，广阔天地显身手。板报的内容主要是大家在下乡之前创作的表示决心的诗歌。我用自己学会的专写板报的宋体美术字写大标题，其他几位板书比较好的同学抄写诗歌。当我写到最后一个字时，可能是有点忘乎所以了吧，没留神，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大家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