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那一天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2000万中学生命运由此改变。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初1968级1班学生。1965年9月入校，1966年5月，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历时十年的文革运动正式发动。满打滿算，我们在南开正常学习的时间只有9个月。一个初中只读了9个月的学生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称号，塞进下乡知青队列，自己接受起来是无奈和勉强。
按照当时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委”，文革中党政合一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安排意见，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全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是所谓受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最深的学校，其学生理所当然，应该安排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农村去吃苦，去摔打，去锻炼。所以，南开中学学生第一批走的是距主城318公里的开县落户，第二批走的是距主城437公里、与湖北接界的巫山县落户。去的地方可谓远矣，苦矣。
正是因为当时市革委这种现在看来极为荒唐，而当时却被认为极为正确的决定，使南开老三届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们很难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但他们也深知，脚趾拇终究拧不过大腿，自己就是再不满，再反对，也只能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知青和他们的家长明白，硬顶硬抗无异于自找没趣。但又不甘心被发配到最边远、最落后的农村，于是很快想到了挂钩插队。
当时的政策规定，只要当地农村愿意接受，知青可以跨学校、跨地区，甚至跨省份插队落户。于是，南开中学老三届知青和其家长们立即充分动用各种关系、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三跨”挂钩插队。仅以我们初68级1班为例，全班共52名同学，就有30名同学走了“三跨”挂钩插队之路，约占全班总人数的57%，服从市里统一安排，走开县和巫山的共21名，仅占同学总数的40%左右，只有1名同学因病残未下乡。其实，这种格局和比例，就是当年南开老三届全校知青上山下乡总体情况的一个缩影。
我因为二哥和堂哥（二叔的次子）在重庆18中读书，该校落户地点是距重庆主城仅30公里的璧山县。我于是挂钩到18中，与两个哥哥一道，去璧山落户。
记得我们是1969年3月8日下的乡。那天上午9时许，天气阴冷，愁云惨淡，数十辆卡车整齐排列在18中学校操场上。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宣传画，大小标语布满现场。宣传车上，高声喇叭正在反复播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制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战略意义。即将远行的知青与前来送别的亲友、同学、老师表情凝重，他们相互话别，互道尊重，互祈平安，互诉衷肠。现场抽泣声、互勉声、安慰声、叮嘱声响成一片。普遍的沉闷中，既有依依惜别的离愁，又有前途未卜的忧伤，更有学业中辍的痛惋！
在即将登车的前夕，当时还未满17岁、但学习一向非常勤奋的我不甘心就此辍学务农，心中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哀，驱使我鼓足极大的勇气，当着大家的面，大声背诵了那首《红楼梦 》中，贾府三小姐探春远嫁前，惜别亲人时倾述的那首诗。我只对那首凄凉哀婉的惜别诗，作了个别字句的改动：
一车风尘向璧山，
把骨肉家园齐抛闪。
忍泪强装欢，
恐哭损残年。
告爹娘，
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
离合岂无缘。
从今两分离，
各自保平安。
儿去也，
莫流连。
诵读完毕，我涕泪俱下，泣不成声，现场情绪大恸，哭喊之声更为凄怆。
就这样，我们数百名学子，在一片哭泣声中，背负行囊，登上卡车，告别了山城父老乡亲，告别了昔日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告别了生养我们多年的那片热土，奔赴璧山农村，揭开了孤独、艰辛、劳累、贫乏的永生难忘的生活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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