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与高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新作，尼尔-弗格森是当今世界历史学界的大咖，他在牛津、剑桥、哈佛等顶级高校都曾任教，有学术地位，同时他的著作又很好读，出版了多部学术畅销书，比如《帝国》、《文明》、《巨人》、《西方的衰落》等等，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从写作风格上，我会把尼尔-弗格森与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归为一类，他们都是跨界的历史学家，擅长将各种学科的知识与历史相关联，总结出推动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线索，他们三位的著作之所以畅销，就跟这种新颖的写作角度有关。
回到这本书，仍然是这个套路，弗格森这次从浩瀚的历史中提炼出了“广场”与“高塔”两个意象，用这两个意象来梳理和理解一部人类历史，这就是这本书的脉络。这两个意象挺好理解，高塔代表着集权，其特点是金字塔式的等级制，讲求信息的纵向传递，刻意减少信息横向传递渠道；而广场代表着网络，其特点是人与人的联系扁平化，信息横向多元传递。弗格森认为人类历史就是权力系统与网络系统的博弈史。
弗格森在中国演讲推介这本新书时透露，这本书的创意是他在写作《基辛格传》的时候得到的。弗格森根据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分别绘制了两人的自我中心网络，就是与他们两人联系度最高的人形成的网络。
从两个网络看，尼克松的核心圈子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白宫的围墙之内，就是说他和其他总统一样，主要是依靠构建官僚体系来实现治理目的。而基辛格进入白宫之初，就认为传统的官僚体系效率太低，无法实质性推动他的政治设想，因此他专注于构建基于个人的关系网络，基辛格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关系比多数美国总统都要更加广泛和紧密，依靠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基辛格对现代国际政治施加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弗格森由此提出了广场与高塔的概念，“高塔”强调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顶层意志依靠一个层级严密的官僚系统向下贯彻，从而达成治理目的。我们对这种模式更加熟悉，因为史书上记载的都是这种模式——王侯将相的历史。但实际上“广场”在历史上也始终存在，那就是非官方的信息网络。“广场”是一个扁平的、多节点的网络，它不像“高塔”那样规则明确、纪律严明，似乎效率不如“高塔”，但它实际上是创新的主要动力。
书中举了瓦特的例子，蒸汽机并不是瓦特发明的，他只是将当时的蒸汽机提升到了产业级水平，当然这种提升非常重要，以至于开启了工业时代。弗格森又梳理了瓦特的人际关系网络，证明了当时在欧洲存在一个知识流转的有效网络，正是基于这种网络，推动工业时代到来的很多重要发明才能实现。
关于这一点，我又想起贾雷德-戴蒙德曾举的一个例子：为什么明朝的航海技术那么发达，却是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他的解释是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某一个明朝皇帝决定不再发展航海，整个国家的航海技术就停滞了。而欧洲在古罗马以后就没统一过，各国分立反而带来了多样性，哥伦布为他的环球航行计划四处寻求资助，在英、法、意大利、葡萄牙都被拒绝，但他仍有很多国家可以去尝试，最后是西班牙王室给了他资助，才有了美洲的发现。
既然非正式网络那么有效，为什么不大力发展“广场”这个模式呢？因为网络既有很强的创造力，也有很强的破坏性，它传播知识很有效，传播坏东西也很有效，是一把双刃剑。邪教、恐怖主义就是最典型的通过网络发展的组织。一战时德国招募和训练伊斯兰极端分子，悄悄投放到协约国，试图号召协约国的穆斯林发起圣战，这套广场网络又被二战的希特勒政府沿用，二战结束后又被美英等国接手用以对付苏联，一路酝酿，最终养虎成患，催生了基地组织、ISIS这些极端恐怖组织。弗格森在书中对这段历史有详细描述。
广场之所以总受压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会侵蚀高塔的基础。这很容易理解，高塔要想达到如臂使指的集权效果，必然要求信息严格的以纵向由高向低传递，不要夹杂不同的声音。而广场天然是一个横向分布的信息传递网络，两者必然是有对立性的。从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代的皇帝对于大臣“结党”为什么如此紧张，坐实了结党是杀头的重罪，这就是因为结党形成了“广场”，形成了信息传递的非正式网络，皇帝的命令就有可能受到修正甚至抵制。
弗格森是广场模式的拥护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他有过为殖民主义辩护的言论，也可算是有帝国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是典型的高塔型国家，因此他对中国崛起充满敌意，前不久在日本举行的一个论坛上，他还和林毅夫就此辩论，最后林毅夫要和他打赌：尼尔，中国20年超过美国，赌200万美元。弗格森说自己没那么多钱，可以赌20万人民币，后来他又给林毅夫发邮件，减到2万人民币。
20年后，不知这个赌约会不会重新被翻出来，但我倒觉得届时中国是否超越美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否更加进步，更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总体而言，儒家文化圈体现出更为明显的高塔特征，而西方国家的广场特征更为明显，但没有一个国家只有高塔，也没有一个国家只有广场，怎样让广场和高塔更加平衡，是未来中国必须考虑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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