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都在追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货与帝王家，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各路人马争先恐后的打扮好自己，以求得君王的宠爱，从而形成了几大官僚集团——文官集团、武官集团、宦官集团、外戚集团。而历史上治理得好的时期，往往也是文官集团掌权的时期，他们饱读经书、史书，知道历史的盛衰兴亡，从而形成自己的治国理政逻辑，尽力将国家带向稳定繁荣。汉朝的萧曹，唐朝的房杜、姚宋，宋朝的赵普，明朝的于谦、张居正等等无不如此。而其他三个集团，带来的混乱就比较多，特别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这两个集团的人物大多没有底线，没有见识，目光短浅，只知道自己的一己私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采取打击对手、消灭对手的手段，此时，拥有声望、持报国之心的文人们多是受打击对象，并且可能是被消灭对象。文人们为了保存自己，只有抗争或者隐逸，东汉166-169年的党锢之祸就是如此。
党锢之后，士大夫领袖陈蕃、李膺等被杀，郭泰边缘化（一年之后也郁郁而终），一干士大夫被俘被杀，士人们与皇权的亲密接触就此结束，汉朝也走向了动乱与灭亡。动乱年代，士大夫们想要报国而无门的心态导致了行为的转向，从清议转向清谈。曹魏时期，由于曹操是寒族出生，实行的政策也是唯才是举，才胜于德，与儒家的以德取人观念冲突，加上政权取得方式缺乏合法性，因而未能获得士大夫们的广范配合，曹操也采取了高压措施，弥衡外放，孔融、杨修被杀，但曹魏政权二世而亡，政权被士大夫贵族阶层代表人物司马氏攫取。刚刚与政权弥合的名士们再一次经历折磨，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选择了玄谈，竹林七贤的嵇康等选择了“越名教而任自然”，政权的混乱导致思想的混乱，思想的混乱也引来了行为的放纵，皇权对这种放纵行为也因为自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放之任之，魏晋名士风流从此进入了历史视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也引来了无数人为之著书立说，《魏晋名士风流》就是其中的一本。
作者从社会百态，生活情趣，思想灵魂三维角度来透视魏晋人物特性。引用《世说新语》、《晋书》、《抱朴子》、《晋阳秋》等众多历史书籍来分析魏晋人物的一系列特征：“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驭；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引言）。其中引用最多的就是《世说新语》，对其中的故事进行了提炼、分析和总结，对阅读《世说新语》有很大的帮助，是一本很好的《世说新语》导读书籍。
由于正始年间皇权已为司马氏攫取，一流文人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谈论政治就显得奢侈而危险，士人们首要的是生存，其次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嵇康、阮籍等寄托自己的精神于无限自由之中，“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佊钓叟，得鱼忘筌。”天马行空、自由奔放，成为了士人们的精神追求。但嵇康打铁、向秀拉风箱（《世说新语•简傲》第3则故事）这种苦行僧似的修炼，需要约束自身、克服人性。“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乐而已耳。”（张湛《列子•杨朱》篇题注）。随性而为，又能高居庙堂，就成为了士大夫贵族们追求的目标。理论总是为人服务的，当王衍询问阮脩（一说阮瞻）“老庄与圣教同异”？阮脩一句“将无同”（陈寅恪说，将无是无意义的语气词），太尉王衍“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说新语•文学》第18则故事），也就是给了阮脩官做，显示了此一时期名士们的观点，这就是郭象的名教与自然同为一物的观点，既可以享受高官厚禄，又可以鱼弋山水，还可以随性放纵，估计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如此随性而为了。醉酒、服药、裸聚、放纵等等一系列奇葩行为都表现了出来，自己的工作，却好像是业余爱好，这就是后世所晶晶乐道的魏晋风流。作者抽丝剥茧梳理出来的内容还有很多，无法一一道来。
作者宁稼雨，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古代文言小说和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关系研究。其在后记中说：“这本小书是我多年对于魏晋名士风流生活研究和认识的一个简要总结和概括浓缩……知识性和普及性的读物。”这就定位了这本书的读者群体，属于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朋友，不过对于想要了解这段历史、了解这些名士风流韵事的读者，也是一本不错的普及性读物。
PS：这是群友阿山两年前送我的一本书，阿山是一个善于淘书，也善于读书的朋友，大约是见到我这段时间在阅读《世说新语》，因而他见到这本书后就直接淘来送给了我，只是到现在才完成这本书的阅读，有点抱歉，谢谢阿山！
司马光对党锢之祸的评论，《资治通鉴》：“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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