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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录
我的批注
作者:何兆武
一、历史
1、国民党的”以俄为师“
1923 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
(1)政党
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
国民党“以党治国”,其实质也就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即一党专政,以党来治理国家。简单解释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是唯一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是绝对统治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党来决定,这苏联的模式。
西方政党的体制是选举制,这个下来那个上去,孙中山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不是这种制度,他的那个“总理”也不是责任内阁制的“内阁总理”,而是总揽一切都归他管,所以叫“总理”(后来蒋介石则改称“总裁”,即一切由他裁决)。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
(2)军队
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军队,所以孙中山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组建黄埔军校,要靠自己的武装把那些军阀都打倒。当然,后来他死了,北伐没有成功,到蒋介石接手以后,北伐才算是成功。
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有政治委员,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党部,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所以日本媒体称国民党军队为“党军”,党本身有自己的军队,这跟西方体制完全不同。
(3)思想
他们之间互称“同志”,那也是学苏联的,而西方的政党内部并不是“革命的同志”关系。
(4)意识形态
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三民主义,但在这之前完全不是这样,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所以什么奉系的、直系的、皖系的,我都不了解。
再比如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受欺负的,中国要翻身独立;民权主义是指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以后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这叫“民权”;最后归结到“民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5)经济制度
“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不过后来并没有实行,蒋介石走了官僚资本的路。
蒋介石时期确实大的事业或者企业大都是国营,大的银行,像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国营,也有私人银行,但都是小银行。问题是,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6)小节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这套“以俄为师”的思路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很有关系。当时的英、美等老牌西方民主国家正值经济大恐慌,都显得很没落,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气势逼人,有一股方兴未艾的气象。因此那时候也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所以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
2、为什么近代湖南频出伟人
湖南原是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一直到清朝中叶,经济、文化都不甚发达,文化上也相对落后,可是清朝中叶以后,湖南的地位忽然重要起来,而且人才辈出,包括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到黄兴、宋教仁,再到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
他说,太平天国以前,中国主要的南北交通线是走江西,下赣江、九江,从南京走大运河到北京,可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使得这条路断了,陆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经济跟着交通的发展繁荣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打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而主要战场在江南一带,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湘军一去,不但掠得大量的财富,还把大量的图书、文物都弄到湖南,于是湖南一下就有了发展的条件,很多湖南人一下子变成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湖南的政治地位和以前不同了,文化也上去了。总地说来,文化总是跟着政治、经济走,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如 20 世纪初很多诺贝尔奖是英国人、德国人的,可是今天大多是美国人的了。
3、抗日
(1)中国开始抗日
由于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不久东北三省就全境沦陷了。历史的功过是很难评说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痛斥张学良,作为东北三省的最高长官,竟然一枪不打就放弃了。现在我们知道,张学良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可那时候的人并不能谅解他。国民党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东北、西北以及西南的军阀基本上都处于半独立状态,甚至到了抗战的时候,这些地方势力也还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仍有独立性。
蒋介石最后决心要打,发表了一篇演说,正式宣布要抗战到底。《毛泽东选集》里有篇文章,说这是多年以来蒋介石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随后红军按照国民党的番号改成第八路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领导,全国一致抗日。
接着就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在上海进攻了。
不过如果单从军事上讲,这一仗却打得不很明智,应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地方那么小,又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谁的炮火集中谁就占据优势,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如人家,等于是拿人命去换他它的炮火,那样硬打牺牲太大,不值得的。淞沪战役唯一的收获就是振作了士气,“我们也能打”,“也能跟他拚”,在政治上、心理上或者精神上起了鼓舞作用,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也许这是必要的,可是真要算起细账来,我觉得划不来。后来上海守不住,一泻千里,整个阵营都乱了。日本人攻下南京,首府被人家占领了,然后是徐州会战。北边的日本部队已经占领了北京、天津,顺着山东南下,南边的则从南京向北打过去,两边夹攻。打下徐州以后打郑州,然后沿着长江向上,1938 年的秋天,日本人就打下了武汉。 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武汉,其主要的后路是粤汉路,通过它走香港,和外边联系。那时候国民党总有依赖心理,认为英国或者美国很可靠,日本不会打广州。结果日本军队在大鹏湾登陆,轻取广州,粤汉路就被断绝了。本来还有另一条路,从广西走睦南关到越南(1965 年更名为“友谊关”),可是日本人打了广州以后就打广西,这条对外通道也断了,所以只剩下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途径——云南。云南南边通越南,那是唯一的出海口,实际上对外已经几乎完全被封锁了。
(2)二战胜利
1944 年,德国的飞机产量是一年 3 万 8 千架,日本是多少我不清楚,大概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美国的飞机生产是一年 12 万 5 千架,比他们多出好几倍,再加上苏联和英国的,生产大大高于轴心国。二战归根到底就是军事生产力竞赛,美国战时生产高峰时,它的军事生产占全世界生产的一半,所以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世界的兵工厂。
4、大学生活
(1)台湾大学
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2)西南联大
① 教材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教科书几乎全是美国的,理科的不用说,文科也多是西方教。
② 自由
1、老师自由
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须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
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
2、学生自由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
③ 艰苦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④ 迁回
1946 年 5 月,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北大、清华搬回北京,南开回天津。
5、文革
”中国古代是这样的,什么阶级穿什么衣服非常严格,我向他开玩笑说:“文革的时候阶级分得那么严格,怎么没从服色上划分?”他说云南搞过一阵,凡是“地富反坏右”都得戴个黑箍,可是效果非常不好。比如商店里的售货员里也有“黑五类”,凡是戴黒箍的顾客不敢找别人,只找戴黒箍的售货员。戴黒箍的售货员态度也特别好,结果那些“红五类”的也喜欢找他,反而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相反的效果,所以后来不实行了
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那不乱套了?那时候太简单化了,以为旧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其实新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成熟的,应该逐步地让实践来检验,不能一声令下就一哄而上,那就太盲目,太不切实际了。
6、教书台湾
(1)上海
我有一个很熟的化学系的同学在上海住过好几年,他总跟我讲:上海小市民的、庸俗的习气实在要不得。所以以前我总有个印象,以为上海是花花世界,这次真是领教了。上海那时候还是有轨电车,分前后两节车厢,前面那节总是十分拥挤,而后面一节又非常宽松,所以我总是上后面的一节。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可不能坐后面那节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前面那节是头等车,后面的是三等,只有下层平民才去,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会与他们为伍。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奇怪,何必冒充上等人在前面挨挤呢?不过也让我体会了一次上海普通人的心理。上海那时候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了,但也是最穷困的。
(2)台湾
① 国民党为什么败退
为什么国民党抵抗日本没有垮台,对弱势军队反倒垮了台?从军事上讲,是毫无道理的,主要还是政治、经济的垮台,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再如国民党抓壮丁,抓来又怕他跑掉,拿绳子绑起来连成一长串,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比如经济: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 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但从 1937 年打仗到 38 年、39 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② 台湾分裂
可是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借着这个机缘,连同台湾一起也给保了起来。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垮了,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即使后来跑到台湾也不像是会持久的样子,如果不是朝鲜战争,共产党完全有可能打过海峡解放台湾。
③ 为什么台独
1、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都跟着去了台湾,如果不是这一大批人才,台湾不会建设得这么快。
2、无论如何日本人统治了台湾五十一年,五十年就不只一代人了。
比如 李登辉
,虽然他的血统是台湾,但是他从小学就学日本文化,后来在日本留学从军,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完全是日本化的,你要要求他爱国,他就去爱日本,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人。
3、毕竟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跟大陆完全隔绝,国民党政权去了以后又很腐败,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但里面也包括反大陆的情绪,种下了台独的种子,这一点不应该被我们忽略。
二、科学
1、科学是客观的吗?
又看到有一种观点叫作“方便的假设论”,即我们所有的科学观念都只是方便的假设,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个“方便的假设”,因为它没有证明,是个公理。
所以,虽然我们说科学具有客观的标准,可是这个客观的标准离不开主观,总是我们思想里所肯定的标准,而不是现成给定在那里的什么东西。
所以很多大科学家的都是唯心论的,爱因斯坦相信上帝,他又补充一句说:我的这个“上帝”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
”。
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朋友 Horatio 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
2、学术和政治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学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永远不能脱离学术,甚至希特勒独霸世界还得有一套思想理论的基础,所以学术和政治永远有它们相结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学术和政治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否则就没有学术可言了。
3、科学和民主
到底有没有联系。暂时没有答案。
4、科学实证主义的幻灭
一次大战给西方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刺激,本来他们对科学实证主义深信不疑,认为人类社会也要走科学实证的道路,以为科学的进步足以保证人类社会一天一天更美好,然而一次大战把他们的梦想给打破了。一战以后梁启超去了一次欧洲,写了《欧游心影录》,强调西方科学万能迷梦之破产,可见当时确实有一股人类文明幻灭的思潮。所以唯心主义有一阵非常流行,即所谓“玄学”,讲生命哲学之类,以为人类文明不能光靠科学实证主义了。
5、没有标准 和 转换坐标系
那一年数学考题非常之难,不知道是谁出的题目,比我们中学所学的更深。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还记得,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问:把这个点到椭圆圆周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我知道连起来是一个内切小椭圆,描绘出来了,可是列不出公式。有个同学数学学得非常好,考完后跟我讲,这道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得用极坐标。经他一说我才想起来,所以印象特别深,到现在还记得。另外,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个终生受益的启发: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我想历史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通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那是行不通的。
扩大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
这和宗教不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可是科学不应该是一种信仰,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谁要反对就砸烂他的狗头,那科学就没进步了。
三、文化
1、京剧
京剧是一门古典主义的艺术,它的一举一动、一板一眼、一颦一笑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便是艺术天才也不能背离这些严格的规范。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被人带到一个京剧练功房,里面都是一些幼小的男女儿童,他们忍受超强度的训练,还要不停地受到残酷的打骂。这真是一种对幼小心灵的极大摧残,简直太不人道
据说解放后,教育方式已经改善,我祝愿美好的艺术是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
太一厢情愿了把。
2、文化形态学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文明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列国时期、战国时期、大一统帝国、蛮族入侵、文明灭亡,例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莫不如此,现在,西方的文明已经快要到了它的没落时期。这种学说被称为文化形态学
。
网游也有生命周期,这或许叫“游戏形态学”?
3、历史上的完人
过去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明代的王阳明,他是文学家、哲学家,讲究修养,而且敉平了江西宁王宸濠的叛变,被封为“新建伯”。另一个就是曾国藩。曾国藩讲“理学”,讲“养气”,这是“立德”,平太平天国他立了大功,而且网罗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做他的智囊团,那时候叫“幕府”,所以曾国藩被认为是个三不朽的人物。毛泽东年轻时崇拜过他,蒋介石亲自辑录了《曾胡治兵语录》,“曾”是曾国藩,“胡”是胡林翼,蒋介石就让他的部下必读。
4、台湾、大陆 四大无耻文人
台湾四大无耻文人,第一是钱穆,大陆也有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
5、古典主义 与 浪漫主义
不过我觉得京戏是一种太古典主义的东西,它有非常严格的形式,你必须按照这个严格的形式来表现,像我们作古文一样,怎么破题、怎么起承转合、怎么结尾,要求得非常严格。你可以有发挥,可是必须按着这个严格的规矩来发挥,一点都不能出圈。这就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它跟浪漫主义不一样,浪漫主义讲究发挥个性。
6、东西文化之分
而且,我不同意东西文化的划分方法,那实质上是阶段的不同。学术作为真理,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
7、语言
比如法语有阴阳性,桌子是阳性,椅子是阴性,毫无道理可言。德文更多,还有个第三性,书就是中性。
四、哲学
1、自由
《社会契约论》里开篇第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美《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都是这样讲。但同样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这个阶级压迫那个阶级,就是那个阶级压迫这个阶级。听起来好像很矛盾,不过我想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它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谈自由。一个是从“当然”或“法理”的层面讲,人当然应该是自由的;但是从“实然”或者“事实”的层面上讲,人确实从来没有自由过。
正像人的婚姻一样,事实上都是讲条件的,但法理上却要规定人的婚姻自由。科学也一样。比如几何学定义中的“点”是不占有空间的,可是物质世界中任何一个东西都要占有空。
2、价值排序
普世标准才是第一位的,个性、特色则是第二位。“
3、大陆哲学 vs 分析哲学
20 世纪以后西方哲学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派是大陆哲学
,重点在人生哲学,包括对生命的体验、生命的价值等等。这一派在欧洲流行,可是在美国却不吃香,二战的时候,欧洲很多大陆哲学派的学者跑到美国去,结果名牌大学都不要,只能到不起眼的小大学去,所以二战结束后他们又回到欧洲,才把这套东西再炒热起来。
20 世纪西方的另一派哲学是分析哲学
,专门讲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数理逻辑,那时候也叫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或者 Mathematical Logic,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哲学,也可以说是数学。
罗素说:哲学都讲伦理学,可是我不明白哲学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根本不属于哲学,或者说,根本不成其为哲学问题。搞这个路数的人往往会走过了头,结果成了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像下围棋一样,沦为一种人工智能的游戏。不过学术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路数,百家争鸣才能有进步。
近代西方哲学,大多是由自然科学(尤其是数理科学)进入,可是中国过去文理分家,大家都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能从知识上打通。
4、其他
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
五、学习
1、目标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
要有目标或者说伟大报复。
2、精进
比如我们谈到某某哲学家,我说:这位哲学家好像在某个方面(或者某某问题)没有说的太清楚。他突然来一句,说:“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就是说,这位哲学家没有那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些地方反而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如我,大概永远不是有为的。
3、看书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
4、出考题
学数学竞赛其实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最难的就是那个出题目的老师,因为他必须把题目出得恰到好处,既能运用中学的知识把它做出来,又不能有两个学生同样做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从全市或全国范围内选出最优秀的那一个人。
5、考据学的缺点
① 不能高屋建瓴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
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或者说是一个优点,总能把一个小问题钻得很深,许多人因此而成名。但历史毕竟整体上是宏观的,上下几千年,东西几万里,如果不能放眼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局而只盯着某一点,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历史。比如研究清史的最喜欢谈清初三大疑案,皇太后是不是下嫁给了多尔衮,顺治是不是出家了,雍正是不是窜改了遗诏。当然你也可以研究,历史毕竟包括这些具体的事实,但这些历史事实的背后总该有个理论的总结。历史到底是什么?究竟有没有规律?如果有,会是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该怎么认识它?这些都是很根本的问题,最终总得有人对历史的总体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里作者说的偏激了,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而历史你要高屋建瓴系统论,就先得有这些可能默默无闻的考据人士打底,否则便是无根之水。只能说作者对考据不感兴趣,不能说它无用、低级。
② 不能得到真实的人性
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
六、人生
1、性格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
2、人之间的关系
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
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3、如何幸福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4、如何超越成功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
七、政治
1、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美国的共产党始终不成气候,好几次总统大选都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可是共产党连竞选的力量都没有。英国也是这样。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在工人阶级最少、资本主义成分最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反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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