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卡夫卡是个天才作家，他自己更加认为：身上的一切，毫无多余地，全部是用于写作的。
卡夫卡就是为写作而生的，写作是他存在的全部价值，否则他就一文不值，只有“瘫在地上，被清扫掉的份”；或者必须经过加工才能有用，否则“就什么也不是，只能被抛弃到可怕的空旷中。”
他说：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我便等于是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即使就其褒意而言也没有丝毫多余的东西。
如果存在一种更高的权势，它想要利用我，或正在利用着我，那么我将作为一种至少明显地被加工过的工具捏在它的手中; 如果没有这么一种权势，那么我就什么都不是，会突然间被抛弃在一片可怕的空旷之中。
卡夫卡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文学和写作，他生活是为文学，而非文学是为生活。但是，令人心疼的是，要想得到安静的写作时间和空间，对于他来说，非常艰难，甚至有时他会片刻都得不到安宁。
卡夫卡是个极其敏感且害怕噪音的人，而他的住所(两头通，连接起居室和父母卧室)常常人来人往，不得安静。办公室更是如此。对他来说，能够用于写作的时间和机会少得可怜，周围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他在给费莉丝·鲍威尔(后来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个订婚女友)的信中这样描述：
我的上帝! 就连这个星期五在办公室值班时也没有片刻安宁，来人，接着来人，就像一个小地狱敞开了门似的。
时间短暂，力量弱小，办公室又是灾祸，住处也充满喧闹，“假如一种美满且道路笔直的生活不能实现，那就必须凭本事狭处求生”。因此，为了挤出时间，为了获得安静的写作环境，卡夫卡只能调整生活方式，以求得到写作上的便利：
上午八点到下午二点或二点二十在办公室，午饭吃到三点或三点半，紧接着上床睡觉，有时仅仅是睡觉的尝试。躺到七点半，做十分钟操，散一小时步，吃晚饭，十点半(经常甚至是十一点半)坐下来写作，根据力量、兴致和运气的不同分别坚持到一、二、三点，有一次甚至达清晨六点。
卡夫卡写作《判决》时即如此，那天是1912年9月22日，从晚上10时一直延续到第二天23日清晨6时，卡夫卡用了8个小时一气呵成。当时，他和费莉丝·鲍威尔刚认识不到两个月，后来卡夫卡把《判决》献给了她。
选自《中短篇小说全集》不同译者，名字不同
然而，一切并非就能如愿以偿，虽然卡夫卡对如此挤出来的生活模式比较喜欢，他对自己的写作并不满意，因为“每一阵的疲乏都会在写下的东西中毫发毕现，而想要表达的意思却远远达不到这般清晰。”
在卡夫卡短短41年的生命里，他时时刻刻在与周围的一切作斗争，与父母，与环境，也在与自己争夺。或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撕扯和断裂，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幸读到他那些怪诞荒谬的别样作品。
你，是为写作而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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