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城市，还得似樵渔

幼时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令我念念不忘。今日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使我百感交集，但细细品味过后，才发现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和我一开始所理解的乡土社会有所不同。

费孝通对乡土社会的描述主要就是两个词：熟悉和差序格局。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乡土社会是小农经营，多为聚村而居，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里，依山傍水、鸟语花香，日出而作、日落而已，怡然自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则是变态，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哪怕是被迫离家迁徙，乡土社会的“老根”还是不变的，他们就像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一样，在落地生根以后，还是说着乡音，延续着旧的习惯，正所谓“乡音无改鬓毛衰”，而到老了也要个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熟悉村落里每一个人，也熟悉村落里每一块地、每一株草、每一棵树，因为熟悉，文字这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反而是多余的，语言并不是传情达意的唯一象征体系，甚至有时的情谊不是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无需言语，无尽浪漫。同样，在一个熟悉的社会里，法治反而是多余的，心中的道德论促使着我们去克己复礼，这就会产生“礼治”，会导致“无讼”，所谓礼，就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就是辈辈流传的传统，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礼治也就是长老统治，横暴权力在社会冲突中产生，同意权力在社会合作中产生，教化权力在社会继替中产生，时势权力在社会变迁中产生。“人无礼，而不生；事无礼，而不成；国无礼，而不宁。”维持“礼治”的，不是外在的强制力，而是内心的道德论，即良心。尤其是在乡土社会中，不知“礼”就是没有规矩，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在乡土社会中理想的礼治模式是一种“无讼”的状态，即每个人都守规矩，不需要外在的监督。打官司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而判案的意义也是在于教化，在于强调“礼”，在处理难以分辨的案子时，名官海瑞曾经提出过：“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也显示了乡土社会中所包含着的伦理观念。但这与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距甚远。在“礼治秩序”下的乡土社会，民众所得到的还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由此，也就有了“无为”，有了阿波罗式。“无为”其实就是阿波罗式的命运观，择一人，过一生；不求富贵显达，但求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差序格局，就是以己推人，就是爱有差等。乡土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熟人社会，其格局就是以己为中心而产生的同心圆波纹，这就是差序格局，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可以伸缩自如地网络，《增广贤文》里曾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就是差序格局下社会关系的弹性。在整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水波纹中，离自己越近的一圈人，与他们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就越重要，费孝通从个人到群体又到社会来谈论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正因此格局，产生了等级观念，有了长幼之分，有了人伦差序，有了道德体系的“私”，有了“人情社会”。中国是一个讲裙带关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因素就是家族，而在乡土社会的家族内，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为了自我主义的价值观，可以牺牲感情只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家族内要求“三纲五常”，要求“三从四德”，尤其是家族内的作为配轴的夫妇，更是“男女有别”，即夫妇之间不必有求同的努力，不要求双向的奔赴，更没有所谓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也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也是乡土社会人性阴暗面的体现。

费孝通探讨“礼治”、探讨“无讼”、探讨“亲亲尊尊”、探讨“男女有别”等，其目的就是揭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面，揭露乡土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从而刨析乡土社会内涵着“中国性格”的深层原因。费孝通在后面几章也有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乡土社会，他认为现在的司法制度破坏了乡土社会原有的礼治秩序，认为“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思想统治”不断被新的“注释”加以改变，认为“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随着时代的变迁，面前的中国已不完全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差序格局”早已改变了原来的特点。尤其是在市场理念不断渗透、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城乡融合日益加快、城乡壁垒逐渐拆除的今天，原本的乡土中国的样子逐渐模糊，取之而来的是将是极具现代化的城市中国，即商业中国。邱本老师曾谈到“商土中国”这个概念，认为“商土中国”是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转型的过渡阶段，而当代和未来的中国是“商土中国”，是商和土的并存融合，这点给我启发很深。出生于二十世纪末，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我对所谓的乡土中国其实没有切身体验，对于乡土的感受只停留在书本之中，也向往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乡村风光，感受更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和城乡逐渐的一体化。但我认为“土”依旧是我们的命根，“土地”依旧是最近于人性的神，即使城乡彻底一体化了，乡土性也是难以磨灭的，因为我们吃的“盘中餐”终究还是来自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人情味，“虽然在城市，还得似樵渔”，而不是仅靠数字经济、大数据这些冰冷冷的数字。不得不承认，乡土性不会过于强烈，商业性才是主流性质。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乡土中国还是商土中国，以及未来的城市中国，“中国性格”却是难以改变的，甚至可能会愈发的阴暗。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到来人间，从头自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其实不无道理。现在的中国与乡土中国的本质差别在哪里？我觉得是陌生感。现在的中国依旧是人情社会，也依旧存在着差序格局，而最大的本质区别就是现在的中国是个陌生人社会，而且是利己心理愈发严重、信任程度愈发降低的陌生人社会，经济利益成为人们价值观的标杆，“一切向钱看”成为俏皮的流行语，为经济利益马首是瞻的社会必然会加剧人性深处的冷漠和不信任。正因如此，“扶不扶”会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小悦悦事件”拷问着人们的良心，“隐私权”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柠檬市场”也在肆意泛滥，冷眼旁观、明哲保身是存在很多人身上的一种“平庸之恶”。也正是因为如此，道德在陌生人社会解体了，权威的长老统治崩塌了，法治就尤为重要。但是我希望的商土中国，是道德与法律并存，人们内心有道德论，外在有法律权威，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