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灰蒙蒙的亮了

天灰蒙蒙的亮了。

磨砂雕花的老式玻璃窗透不进什么光，也就昏昏暗暗的，只能瞧见窗上的那一点模模糊糊的白。很是黏糊，撕扯不开，看着心里也就随之阴暗了。

白日里总是瞌睡缠身，夜里的睡眠却清浅得像是无神时的一阵阵恍惚，在梦里起起浮浮地悬着。压着的老棉被像是一张干渴后贪婪的嘴，拼命吸着空气里的湿气。沉重，湿冷，压得人翻不开身，于是虚浮的梦里总有一种坠入寒窖的失重感，让人时常惊醒。

一过七十，身体就像是重新用旧零件组装的老机器，每一个关节都生硬得像是了生锈，每次活动都能听到像是机器卡壳时发出的“咔咔咔”的声音。这副躯壳已经用到了力不从心的地步了，她只是顺从的遵照着往昔的生活，从惊惧死亡到如今的顺从。她不再担心双眼一閤的身后事，她不该操这个心。

今天，她睁开了眼，窗上照常是雾蒙蒙的灰亮，地笼里的鸡也叫的急杂，这向来都是她闹钟。被子里微微热了，四肢也渐渐接回到了身体上，只是手指还有点僵硬。衣服一层层的裹住她枯瘦的身体，马上便膨胀得臃肿起来，像是一个塞多了稻草的稻草人。

起来后，摸摸索索的屋里屋外的打了几个转儿，才从坛里舀了半杯米，又掺了半碗干玉米粒子，晃悠着去了后院，鸡扑着翅逃出地笼。又是一夜的禁锢。她“咯咯咯”地引唤着鸡，在地上撒了食，数了数埋头捡食的鸡，对了数，又晃悠着去了别处。

天亮得透些了，便锁了门，蹒跚着要去大儿子家了。远是不远，麻溜的走也不过两分钟，百来步的路，她还没走便有些发愁，要是年轻有劲时，这点坡算得什么，山里的人，哪还分什么陡坡平路的，生活里的哪一样，要不得在山路上肩挑背抗的，可是如今都快八十了，腿脚上的骨不化也酥了，二十步的坡，她弓着背，撑着膝盖也要一步一歇的才能走过去了。趁着歇档儿。她抬头一瞅，便瞅到了大儿子敞亮的新屋，刚出正月不久，高挂的红灯笼和新鲜的红对联还显摆着它的喜庆和热闹，只是日子已经回归到了往常清寂。

还没到堂屋，便听到厨房里的锅碗盆瓢打闹得厉害，发出惨厉的叫声。现在厨房里那个最大的施暴者匆忙地叫着她的小儿子，然后像鬼赶急了一样，匆匆地掠过她。她在那张急躁的脸上看出了愤恨，显然，这种表情，不是针对别人。于是她颤颤巍巍的迈着步子，走进战争过后一片狼藉的战场，散乱的碗筷像横尸，洒出的汤汤水水是未干的血迹。她不太明白，如何的怨气才使得一个女人把厨房当做充满杀戮的战场，在杀戮者未踏尸每一寸土地前，凄绝的惨叫不会绝耳。

清理完前一个女人留下来的战场，然后做一场神圣的祭礼，这才是她这一辈的女人对厨房的敬重。在那个没有饭吃的年代，正因为女人们对厨房抱有神圣感，才使得一个家庭的性命得以贫瘠中茂然的延续。炉中的火再次升腾而起，烟囱里袅袅而起的青烟是进贡给苍天的人间的气息，生命的火燎在这里才得以延续不熄。

生活的炊烟刚刚把这破碎的生活拥裹起来，使得一切的殇痈在迷迷蒙蒙的雾气变得模糊且因此而温柔了起来，不再那么狰狞。堂屋里响起的充满侵略性的脚步声惊散了雾气氤氲的菜，生活又恢复到了它原本的生冷。今天，她仍然在听到脚步后，去招呼送完孙子上学的媳妇吃饭，同样不出所料的冷脸。于是两人沉默的吃完早饭，便个忙各的去了，走开了才好，若是时时在操劳的奔波中碰面，那个女人脸上的寒滓一定会扎破老人那张被岁月打磨得越来越沧桑的脸。

一日的时光是灶火里的柴，随着一日的三餐过去了而燃烧殆尽。离家还不算久的儿子还记得家的温度，在夜饭过后，有一通取暖的电话，年过四十的夫妻情感疏淡，往往只能用儿女来打破谈话的僵局。可是那个从小与父亲相处甚少的小儿子不懂得敷衍，不懂给予漂泊之人慰藉，他能懂的便是没有一个人再对他事事管束，事事责骂。生拉硬拽才使得他凑到电话前匆匆地叫了声 “爸爸”，便摇头再不肯说话。

欲走的她逗留在窗边想要探听儿子的音讯，情丝太长，话语又太短，她总是觉得自己在他们破碎的言语中了解得不够真切，于是挂念的心也就时时为那三个离家的儿女悬着。电话挂断了，她也要回去了，这里不是家。她在堂屋里说了一声“我下脚下屋去咯”，回应她的是一片寂默。

清瘦的月，正应了这清瘦的夜色。她踉踉跄跄的走回老屋，夜的墨色漫进了屋子，捎带着初春的寒意。她只开了灶屋的灯，昏黄暗淡的光，赶不走清寒和孤寂，于是她又在炉中生了火，煨上了水。随后又去看了黄昏时会自己进笼的鸡，关了笼门，她终于可以在暖和的炉边歇息会儿，放松一下干枯的身体和日渐衰弱的神经。不一会，眼皮就撑不住了，她模糊了一阵，又惊醒，于是，她知道，该合上一屋子的灯，该睡了。

灯暗了，炉中的火没了人添柴也渐渐的熄了，暖和的气息也被夜吞噬了，而她，也被吞噬在了夜里。

等夜消散褪去，人世间的一切又显现了出来，于是，天又灰蒙蒙的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