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妇女节,本该是属于全世界所有女性的欢乐节日。但我那陷入中昏迷的师母,却无法感受这份欢乐。陪护的护士姐姐对我说,目前她只有最基本的生命本能。我说的话,她听不见。
师母是2月28号发的病。听老师说,那天下午六点钟,她还和亲戚们谈笑有加。六点过七分,她突然晕厥,吓坏了在场的亲人们。幸好亲戚家有车,火急火燎地送到市医院,医生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把她从死亡边缘拉回人间。
3月7号上午,我们班集体庆祝女生节。男生们给女生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我是发起人。当蛋糕放在讲台上,我说完女生节祝福,大家脸上笑容如风。我想我那时是满足的,幸福感洋溢在心间。
两个女生负责切蛋糕,我负责把蛋糕送到每一位同学手上。当分完了最后一块蛋糕,我的任务就算基本结束。我终于坐到自己的位置,拿起叉子,吃着覆了片玫瑰花瓣的蛋糕,我感觉这一天格外美丽,女生节不但属于所有女生,也属于我们。
朋友圈的消息把我从飘飘然的状态中拉回现实,拖拽着我的呼吸,像是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底。2月28号师母发病,到三月七号,整整一周,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如果不是看到朋友圈的轻松筹,我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老师,作为两个在读中学生的父亲,但凡有一点办法,老师绝对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散他的痛苦。我明白老师的性格,我知晓老师的品格。很难有一个人,会让我第一次见面就会有这种感觉:他会是我一生的挚友。在老师身上,我感受到了。他之于我,亦友、亦师、亦父。
长沙到娄底,高铁40分钟的车程,前所未有地遥远。早上7:00赶到高铁南站,九点半才到中心医院。电梯口人山人海,我便走安全通道到神经内科的楼层。推开门就看到老师。人没瘦,意志也未低迷,只是眼眶有些黑。和我说话,完全没有悲伤的情绪,唯有战士般的意志,人定胜天的勇力!见老师如此,我的心放下了一半……
师母在神经内科nicu,一天中只有下午4:30——5:00这半个小时才允许探视。我在过道上,只能看到严肃的门和沉重的帘布。坐在家属休息区,我会想象师母的一些情况,包括外形,意识,心脏的跳动,呼吸的频率等。我想象的情况时而糟些,时而好些。虽然主观臆想无须负任何责任,但悲伤和喜悦的情绪还是交织着,制造了无处安放的沉重。
下午4:37,我戴好头罩、口罩,穿上鞋套,用消毒液洗了手。在要进nicu之前,我开始莫名地紧张,这种紧张感不可遏止地吞没我。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应该说些什么?我说的话她能听到吗?师母,还能恢复正常吗?……
轻轻地敲两下门,对护士说明“31床”。她便给我穿上白大褂,领我到师母跟前。这时的师母,脸色蜡黄,眼睛半睁着,头发无规则压在脑后,发根处一片白色。她的呼吸声十分沉重,身上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鼻子被输氧管占据,颈部插着管子,下颚处也被管道缚住。在这些流动着药水和氧气的通道的束缚下,我师母的眼睛好像要突出来似的,画面异样而令人心碎!
我半蹲下来,对她说了三分钟的话,虽然她听不见。在里面我呆了十分钟,剩下的时间我用在观察和询问上。当然,这是没有结果的,脑干出血要两到三周才能脱离危险期,也就是说,现在师母还没有脱离危险。至于结果,就要看天意了……
所幸地是,老师没有因此陷入低沉,他尽最大的努力守护着他的妻子,守护着他的两个孩子。我知道,对于老师,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五十而知天命,行至生命中场的老师,经历过青年丧子的痛苦,又经历了两年内父母、岳父岳母的全部离世。对于生命,他显然有着更深的体悟。这种心境,远不是我这个年纪能够看透的。而拥有这种心态的老师,对于危难,总能保持一颗勇者之心。
古语有云: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于其亲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家庭,本就意味着互相支撑,互相依存。对于生命本身来说,向死而生,本是其本质状态。但对于人类连接体而言(如家庭、家族),个体生命,却是无法割舍的嘶鸣!而这种最普通、最真挚的情感,才是人类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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