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历史

      上海近代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笔墨难摹的复杂性。

        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115伏，公共租界是220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

      这里人口多元。国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18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安排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15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60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犹太等。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包括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美国总会、法国总会、德国总会。日本人则自成社区，讲日本话，住日式房屋，吃日本料理，建日本神社，办日本学校，出日文报纸，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外国银行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获得在中国发行货币的权利。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在上海设有银行，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18家，其中英国4家，美国3家，日本2家，法、德、荷、比各1家，还有5家是合资银行。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和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宗教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五大宗教在这里都相当繁盛。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些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国、法国、中国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国、法国、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为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她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以色列、印度……全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讫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她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她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她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近代上海之所以会出现一市三治，出现如上所述的那么多的多元，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领土的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26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