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過去

由於童年的集體主義生活背景，對外部環境的恐懼已經轉化為深層的潛意識，成為一種本能。自身能否獲得外部認同便成為焦慮的重點，面子，便始終是拼命維護生活主題。在這種潛意識帶來的關係想像中，真誠，信任，開放，其實是不存在的。生活能否順利，關鍵是能否看上去讓別人滿意。至於自身內在的感受和需要，便由於過度轉注於如何防禦外部環境，被慢慢遺忘了。這便是在集體主義氛圍之下，對自我的放棄。在這種放棄之中，主體的人逐漸失去了對自己的生活負責的能力，衹願意別人對自己負責，或者自己對外部評價負責。他/她都不愛自己了，卻總是期待所有的人能夠愛自己，這成了一種安全感的固定模式。生活對他/她來說，如何獲得他人的愛才是重點，愛自己並非是重點。這帶來自我意志的斷裂，因為迫於外部恐懼，自己根本不重要。

在這樣的性格之中，在家庭內部，由於自我已經被放棄，放棄孩子就是自然的事情，他/她都不願意對真實的自我負責，怎麼可能對孩子負責？或者對伴侶負責？但為了維護一個家庭應該的樣子，他/她便衹能構造出對生活負責的假象，這樣一種並非發自內心的態度，便讓本來應該不斷生產出幸福的家庭生活，成了不斷生產出壓抑的場所。一個能夠和自我斷裂的人，敢於和任何人斷裂，無情和自私便成為習慣的本能。

因為對自我的放棄，自我意志的實現便在日常的生活中失去了動力，不滿足感便和慾望同時增強。所謂的愛情——對異性的慾望便成為機體重新獲得活力的途徑，這讓家庭生活事實上成為監獄，愛情的幻覺——性慾成為想像的越獄途徑。因為在極其有限的人生經驗中，衹有性關係導致了機體的活力，突破的渴望便被這有限的經驗束縛了。

當自身的生活事實被他人揭露出來，對於這樣的性格來說，並非是一種幫助，而是一種攻擊，因為面子和假象被撕掉了，這是他防禦整個世界的貼身武器。他一直靠這個武器和世界發生關係，即便是在最親密的關係中，這個武器也一直間隔在他和伴侶之間。他活在這個世界，如何使用這個武器保護自己是生活的主題，如何愛自己，愛家人根本不是重點。因為自己早已經被放棄了。

在這樣的關係想像中，權謀，博弈，算計，控制，狡詐，始終是一種生活的常態。這些集體主義的生存技術，已經滲透在潛意識中，同時滲透在家庭生活中。私人生活便由於集體主義的入侵，消失了。

七零一代的悲哀在於，儘管生活的事實已經完全改變了，但是對生活的集體主義潛意識想像，沒有任何變化。活在2016的人，實際一直活在70年代，也有很多人活在了固定的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