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余少钦的时候我十六岁。那一年，我的父亲在一次外事访问中遭遇刺杀，一颗炮弹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父亲，连同他的两名随行人员被当场炸成灰烬，尸骨无存。悲剧发生的时候，母亲还在佐藤集团上市第一年的股东大会上，正感到四面楚歌、焦头烂额。而我则还在孜孜不倦地为博伦学院的入学考试奋战。
我从小在学习上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却好像缺少了与人交往的神经，父亲一度以为是母亲对我管束太过严格的缘故。父亲是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官，幽默儒雅，左右逢源。母亲在父亲面前就显得有些古板和无趣了。
说起来母亲所冠的佐藤姓，历史上一直是以入仕者众多而闻名于世。母亲上面有两位哥哥一位姐姐，都官居要职，而母亲却没有像她的兄姐那般继承家族衣钵，而是另辟蹊径地从了商。母亲勤奋刻苦，白手起家，把佐藤公司发展壮大成为佐藤集团。
母亲三十岁的时候在家族聚餐中遇见比她小六岁的父亲。那时候父亲刚刚留学归来，考进外交部，是外交圈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许多外交部的前辈都对父亲青眼有加，也不知有多少名媛闺秀，期待着与父亲结为伴侣。父亲这位相亲市场上绝对的优势者，总是微笑着拒绝向他抛来的橄榄枝，出乎意料地去追求我的母亲，这位比他年长的仅有一面之缘的老姑娘。
两人在一年后结了婚并有了我。在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就被派去了国外做驻外大使。两人开始了长久的分居。七八岁时，我跟着父亲在法国生活了两年，之后就一直跟着母亲。父亲热衷于培养我的文学素养，常常在我困得眼皮打架时打越洋电话过来在我耳边说毛姆和巴尔扎克。我十岁的生日礼物是一套精装莎士比亚全集。
在对我的教育上，母亲的意见与父亲的意见一向相左。她希望我成长成一位青史留名的经济学家，好像只要从我三岁起就给我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睡前故事，我就能超越凯恩斯，挽救未来经济的周期性颓势。
然而我对当学富五车的作家或随时准备冲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的经济学学者都不感冒。我痴迷于数字，迷恋起代数方程微积分。而在我们国家，数学专业最出名的大学当数坐落于著名的博彩之城夜城的博伦学院，这所由三百年前一位荷兰人创办的古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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