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阴阳学说在医学上的应用
阴阳学说在中医学领域里应用极广，它贯穿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
1.生理方面
“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以人体结构言，则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载:“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大体是说人之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背部属阳，腹部属阴。五脏属阴，六腑属阳。以人的生理活动言，则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原文指出，人体阴精是阳气的物质基础，阳气为阴精的功能表现，即阴为阳之基，阳为阴之用。因此，人体阴阳必须保持相互平和协调，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即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必须明确，人体阴阳的平和协调，其关键又在于阳气的固密。《生气通天论》原文“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即明确指出，人体的阳气固密于外，阴气才能固守于内。这不仅表明阴阳双方保持相对平调的重要性，而且突出了阳气在人体阴阳平调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张志聪说:“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此总结上文之义，而归重于阳。盖阳密则邪不外淫，而精不内亡矣”《素问集注》。依张氏所注，“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的意义，可从两个方面认识。①阳气致密则阴气固守。人体的阳气致密于内，则五脏精气充足，精足而后生命的根基乃得巩固。所以经文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如果阳气不能致密，则阴气必然失固，从而产生疾病。故经文又指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如《生气通天论》所说的“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就是一个例子。再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所述“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对失精家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不言而喻，此系阳不能密所致的阴不能固，所以用桂枝汤者，温心阳以固肾精也。②阳气致密则体表固护。人体肌表的卫外能力，全赖卫阳的固密。阳气致密，一方面汗津不易外泄;一 方面外邪不易侵犯人体。《生气通天论》指出，阳气“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灵枢.本藏》亦指出:“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反之，如果阳气不能致密于外，则一方面汗津容易外泄;一方面邪气易于乘虚侵袭人体。如《灵枢。营卫生会》所说的“卫气走之....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故命曰漏泄”，这种因卫表不固而致汗出如漏的漏泄，就是阳不能密的现象之一。《灵枢，五变》所说的“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也是阳不能密的现象之一。由诸所见，《内经》一贯强调阴阳关系的协调平衡，而其中又尤其突出阳气的主导作用。所以张景岳说:“阴以阳为主。”
2.病理方面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第一句“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是指阴阳偏胜偏衰的基本病理:既有偏胜的一面，又有偏衰的一面，如果一方偏胜，则可导致另一方偏衰。“阴胜则阳病”，是指阴寒偏胜损伤阳气之证，即阴胜导致阳衰之证。“阳胜则阴病”，是指阳热偏胜灼伤阴液之证，即阳胜导致阴衰之证。吴昆释之为“水胜则火灭，火胜则水干”。姚止庵又释之为“寒极则火衰，热盛则水涸”。汪昂说得更具体:“阴何以病?由于阳胜则太热也;阳何以病?由于阴胜则太寒也。”观张仲景《伤寒论》中所论三阴病变，多为阴盛损阳，如症，见脉微细、但欲寐、下利清谷、四肢厥冷，背恶寒之少阴虚寒证;症见腹满而吐、自利不渴之太阴虚寒证等，均属阴胜导致阳衰的病变。再观温热病中阳热偏胜伤阴的病变十分多见，诸如热伤肺阴;热伤胃阴;热邪久羁，吸灼真阴等证，均属阳胜导致阴衰的病变。第二句“阳胜则热，阴胜则寒”，是指阴阳偏胜这一病理的具体病变表现:阳热偏胜则可出现实热证候;阴寒偏胜则可出现实寒证候。实热证如《伤寒论》中阳明病，乃是阳胜病变。出现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等症，以及潮热、谵语、腹满、大便鞭(ying)等症。推之诸实热证，皆属阳胜则热。实寒证如《伤寒论》所载寒实结胸，自胸胁至心下鞭满，疼痛拒按，更见恶寒不发热、口不渴、舌苔白滑、脉沉迟等症。推之诸实寒证，皆属阴胜则寒。第三句“重寒则热，重热则寒”，是指阴寒与阳热偏胜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格拒，从而产生不同的病证。亦即《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的道理。《灵枢。论疾诊尺》亦云:“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日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根据阴阳至极生变的这个原理，后世医家认识到，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如果阴寒过盛，反可以格阳于的内经外，成为阴盛格阳的真寒假热证。如《伤寒论》云:“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通脉四逆汤主之。”如果阳热深伏，反可以格阴于外，成为阳盛格阴的真热假寒证。如《伤寒论》云“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以及“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等。故张景岳说:“盖阴阳之气，水极则似火，火极则似水，阳盛则格阴，阴盛则格阳，故有真寒假热，真热假寒之辨。”总之，阴阳的偏胜偏衰，可以相互牵连、相互影响，并出现许多错综复杂的病变。而这些错综复杂的病变，都是阴阳两方面失调的结果，均不外乎阴胜、阳胜、阴病、阳病的范围。正所谓:“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日阴阳而已。”(《景岳全书》)
3.诊断治疗方面
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机制。疾病证候尽管千变万化，但总可以用阴证和阳证概括。辨别了疾病的阴阳，就抓住了疾病的本质。因此正确的诊断，不论辨别证候及察色按脉，皆须首别阴阳。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这是诊法的基本纲领。就临床辨证的一般规律而言，则如《素问。太阴阳明论》所述:“阳道实，阴道虚。”即阳经的病变多实证，阴经的病变多虚证。推而论之，亦即阳证多为实证，阴证多为虚证。根据《内经》的思想理论，后世于临床辨证皆以阴阳为纲，如《医纲提要》说:“内伤者多阴，正气虚也;外感者多阳，邪。湿者为阴，气实也。在里为阴，在表为阳。燥者为阳。.升者为阳，降者为阴。。寒者属阴，热者属阳。。通者为阳，塞者为阴。”再就诊脉而言，《内经》认为，脉象种类虽多，总不外乎属阴属阳两大类。《素问，阴阳别论》云:“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所谓阴阳，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它指出，脉象有阴阳的区分，能了解什么是阳脉，就能了解什么是阴脉;能了解什么是阴脉，也就能了解什么是阳脉。举例而言，凡脉去为阴，脉来为阳;脉平静为阴，脉躁动为阳;脉迟为阴，脉数为阳。后世诊察脉象，亦以阴阳为纲，凡是浮、数、滑、洪、大脉皆属阳脉;沉、迟、涩、细、微脉皆属阴脉;这正是对《内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由于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是病理变化的根本所在，因此治疗疾病的根本法则就在于协调阴阳。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平”字，所谓平，指阴阳的平和协调。就是说，治疗疾病，应以达到阴阳平和为目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明确指出:“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要审察疾病的属阴属阳，辨别证候的虚实盛衰，这是施治的前提。而“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正是针对阴阳胜衰的病理提出的治疗原则。比如“阴胜则阳病”，这个“阳病”，实际上是指阴胜导致的阳衰，则必须治其“阴胜”，此即“阳病治阴”;而“阳胜则阴病”，这个“阴病”，实际是指阳胜导致的阴衰，则必须治其“阳胜”，此即“阴病治阳”。推而论之，若是阴虚导致的阳偏胜而为阳病，其阳病亦必须治阴;而阳虚导致的阴偏胜而为阴病，其阴病又必须治阳。这就是说，阳衰者须治其阴盛;阳盛者须治其阴衰;阴衰者须治其阳盛;阴盛者须治其阳衰。所谓“治”，或补、或泻，务在协调阴阳，“以平为期”。药物治病是这样，针刺治病也是这样。《阴阳应象大论》云:“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由于人体的阴阳气血经络相互贯通，有了一方面的偏盛偏衰，就要影响另一方面的协调而产生病变。因此用针刺治病，亦必须辨别阴阳，病在阳的，阳趋于偏,可从阴以诱导之;病在阴的，阴趋于偏，可从阳以诱导之，使阴阳和调。这就是阴病刺阳，阳病刺阴;左病刺右，右病刺左;上病刺下，下病刺上的理论依据，有效地指导着后世的临床实践。《景岳全书》作了很好的概括:“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
4.药物性能方面
《内经》以阴阳为纲，划分药物的性能。《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凡辛味或甘味的药物，具有发散作用的，其性属阳。凡酸味或苦味的药物,具有涌吐或泄泻作用的，其性属阴。凡咸味的药物，又具涌吐和泻下作用的，其性属阴。凡淡味的药物，具有渗湿通阳作用的，其性属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有相类的记载:“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药物气味分阴阳，则味属阴，而味又有厚薄之分，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属阳，亦有厚薄之别，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味厚的药物，具有泄下的作用;味薄的药物，具有流通的作用。气薄的药物具有发散的作用,气厚的药物具有发热的作用。药物气味概括言之，则辛味、甘味、具有发散作用的属阳;酸味、苦味、具有催吐和泻下作用的属阴。《内经》的药性阴阳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李东垣《珍珠囊.药性赋》提出:“夫药有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咸甘淡之味，升降浮沉之能，厚薄轻重之用。或气一而味殊。或味同而气异，合而言之，不可混用;分而言之，各有所能。.人徒知辨真伪识药之为难，殊不知分阴阳用药之尤为难也。”张景岳《景岳全书》也提出: “凡气味之辨，则诸气属阳，诸味属阴。气本乎天，气有四:日寒热温凉是也。味本乎地，味有六:日酸苦甘辛咸淡是也。温、热者，天之阳;寒、凉者，天之阴也。辛、甘、淡者，地之阳;酸、苦、咸者，地之阴也。阳主升而浮，阴主沉而降。用纯气者，用其动而能行;用纯味者，用其静而能守;有气味兼用者，合和之妙、贵乎相成。。使能烛此阴阳，则药理虽玄，岂难透彻!”
四、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五行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其谓:“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水日润下(谓水能润物，而性就下)， 火日炎上(谓火主燃，而性向上)，木日曲直(谓木类可以揉曲展直)，金日从革(谓金可以更改)，土爰稼穑(谓土生万物、生五谷)。”后来人们把这五种物质的属性加以抽象推演，于是形成了五行学说。
《内经》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主要在于两点:
1.相生与相克
木一火一土一金- >水，为五行的相生规律。《素问，脉要精微论》所云“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岔，为冬之怒”，即表明了木生火，金生水之义。木一土一水一火一金，为五行的相克规律。《素问.金匮真言论》所云“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即表明了木克士、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之义。五行之间既相生，又相克，才能维持事物在正常协调下的变化和发展。《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若五行之中某一行之气过于亢盛，必然对另一气产生损害作用，因此，随之便是相克之气起来制约它，亢盛之气受到制约，万物便有生化之机。由于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制化的作用规律，所以大气的运动才能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才能促进万物的发生和发展。相生和相克是相反相成的，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与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正常协调关系下的变化与发展，只有生中有克，克中有生，才能维系事物动态的平衡发展。张景岳《类经图翼》说:“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运行不息，相反相成。’
2.相乘与相侮
相乘，即乘虚而袭之意;相侮，即恃强凌弱之义。相乘相侮，是指五行生克制化失去正常协调关系的反常变化。《素问，五运行大论》指出:“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已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五行之中，如果某一-行之气太过，不仅要克制自己所胜之气，而且还会欺侮自己所不胜之气。五行中，如果某一行之气不及，则不仅自己所不胜之气会乘虚而侵袭，而且自己的所胜之气也要轻视而反克。以木气为例，如果木气太过，则克制所胜之土;而反侮其所不胜之金。如果木气不及，则已所不胜之金乘虚而袭木;而已所胜之土亦轻视木之不及而乘虚欺侮木。这种反常情况，既可引起事物的反常变化，亦可引起人体的病理变化。
五、五行学说在医学上的应用
《内经》运用五行法则对一-切事物进行系统归类，并根据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认识和分析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指导中医认识生理，分析病理，明确诊断和治疗。其中突出的内容有3点。
1.说明五脏关系
五行学说用五行相生的规律说明五脏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联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筋生心”、“血生脾”、“肉生肺”、“皮毛生肾”“髓生肝”。这里所说的筋、血、肉、皮毛、髓，就是指的肝、心、脾、肺、肾。肝生心就是木生火，谓肝藏血以济心火;心生脾就是火生土，谓心火温暖脾土;脾生肺即土生金，谓脾化生水谷精微上充肺金;肺生肾即金生水，谓肺气肃降下行以助肾水;肾生肝即水生木，谓肾精滋肝木。五脏之间既有相生的联系，也有相克的关系。如《素问.五脏生成篇》说:“心....其主肾也”，“肺.....其主心也”,“肝.....其主肺也”,“脾....其主肝也”，“肾.....其主脾也”。肾水能制约心火，故肾为心之主，如肾水上交心火，可防止心火的上炎。心火能制约肺金，故心为肺之主，如心火的阳热，可抑制肺气的肃降太过。肺金能制约肝木，故肺为肝之主，如肺气清肃下降，可抑制肝阳的上亢。肝木能制约脾土，故肝为脾之主，如肝气条达，可疏泄脾气的壅滞。脾土能制约肾水，故脾为肾之主，如脾气运化，能防止肾水泛滥。五脏相互间的制约关系，就是用五行相克的规律来说明的。
2.认识疾病传变
《素问.玉机真藏论》云:“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受气于其所生”，谓母脏可从子脏接受病气，如肝受病气于心，心受病气于脾，脾受病气于肺等。“传之于其所胜”，谓五脏之病气各传其所克之脏，如肝病传脾，脾病传肾，肾病传心，心病传肺，肺病传肝。“气舍于其所生”，谓子脏之病气可以留舍于母脏，如肝病之气舍于肾，肾病之气舍于肺等。“死于其所不胜”，谓病气传于克己之脏则病势危重，如肝病至肺而危，肺病至心而危等。《玉机真藏论》具体指明:“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所谓肝受病气于心，是子病传母;肝病传之于脾，是传其所胜;肝病气舍于肾，是子病犯母;肝病至肺而死，是死于其所不胜。肝病如此，余脏类推，这便是《内经》运用五行生克乘侮理论推测疾病的传变及其预后的法则，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难经，五十三难》就提出运用五行生克的规律，推测疾病的传变及其预后，它说:“七传者，传其所胜也。间脏者，传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传肺，肺传肝，肝传脾，脾传肾，肾传心，一脏不再伤，故言七传者死也。间脏者，传其所生也。假令心病传脾，脾传肺，肺传肾，肾传肝，肝传心，是母子相传，竟而复始，如环无端，故日生也。”这里提出了两种传变情况:一种是指五脏之病按五行相克的规律相传变，如心病传肺，肺病传肝，肝病传脾，脾病传肾，肾病传心，进一一步阐发了《素问.玉机真藏论》“五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的理论。另一-种是指五脏之病，间脏相传，即母病传子，如心病传脾，脾病传肺，肺病传肾，肾病传肝，肝病传心，这实际上就是按五行相生的规律传变。此与《玉机真藏论》“五藏受气于其所生”的基本精神是相互贯通的。此外，《难经.七十七难》及《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还先后提出:“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这就进一步肯定了《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谓传之于其所胜”的病传理论在临床运用中的指导价值。
3.明确五行之治
《内经》主张按照五行的理论确立相应的治则。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五郁之治，即“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五郁，一指五行之气的太过，一指五脏之气郁滞不通。其治法在于折其太过，调其气机。凡肝木之郁，用舒畅条达的方法，疏通气机;心火之郁，用升发散越的方法，升阳散火;脾土之郁，用攻伐消导的方法,夺其壅滞;肺金之郁，用发泄疏利的方法，宣降肺气;肾水之郁，用调理遏制的方法，制约水气。五郁之治，不仅为后世提出了治郁的法则，而且明确了《内经》按五行法则论治的基本理论。张景岳《类经》说:“天地有五运之郁，人身有五脏之应，郁则结聚不行，乃至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故或郁于气，或郁于血，或郁于表，或郁于里，或因郁而生病，或因病而生郁。郁而太过者，宜裁之抑之;郁而不及者，宜培之助之。大抵诸病多有兼郁，此所以治有不同也。’《素问。藏气法时论》还提出:“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是说临床治病，必须根据病人的形体情况和具体病情，并按照四时的气候变化及五行的生克规律，确定出相应的治疗法则。盖因五行之中金、木、水、火、土，其配合时日有当旺当衰的不同，所以疾病也随之而有轻重的变化。根据这个道理，可以推知病人的生死，决断疾病的成败，还可以判定五脏之气的盛衰，从而测知疾病向愈、加重的时间以及生死转归的日期。五行治疗原则很为古人所重视，如《难经。六十九难》提出:“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即根据五行相生的规律，对某一脏及其经脉的虚证，可以采取补其母脏及其经脉的治法。对某一脏及其经脉的实证，可以采用泻其子脏及其经脉的治法。这也是后世在临床上用以调节脏腑经脉偏胜偏衰的常用之法。诸如“滋水涵木”,“培土生金”，就是,虚者补其母的方法;“泻火平木”，便是实者泻其子的方法。《难经.七十五难》还提出“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即对肝实肺虚证用泻火补水法。对肝火有余而肺阴不足之证，一方面去泻心火，一方面去补肾水，这样虽没有直接泻肝补肺，但可以通过其母子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滋肺阴、平肝火的治疗目的。此法的确立，显然是对《内经》五行之治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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