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后面的黄河大堤藏着我童年时代无数的记忆。本县境内的黄河大堤大致是南北走向的，只不过距离河道有远有近罢了。双井村后的这段四里多长的大堤偏偏不是直直的，而是向东拐了个大漫弯，鼓鼓的，弯得像个牛梭子，也像一张平放在大地上的弯弯的弓。黄河大堤以西，大家习惯称为堤里面，以东，称为堤外面。我们村的耕地，一半在堤里面，一半在堤外面。像我们住在堤外面村庄里的村民都有安全感，因为黄河发大水时，有大堤挡着，淹不到。住在堤西的村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尤其是靠近河道的滩区村庄，他们盖房子时会先把庄台用土垫得高高的，四周种满树，以备黄河水漫滩时，他们好有个暂时安全的栖身之处。在我的印象里，黄河也不是年年发大水，有时候河水冲垮了靠近河道的拦河堰，河水漫过来，等流到大堤跟儿前时，加上护堤林的拦挡，已经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了。堤里面变成了泽国，一眼望去，是明晃晃的一片汪洋，庄稼全泡在水里，根据露出水面的大树和高大作物，还能够判断出平日里走的东西路、南北路、大路、小路的大致位置。每到汛期，村里的喇叭头儿天天吆喝，全村人都很紧张，地里的庄稼能早收的早收，堤里面的东西能转移的转移，夜晚在地里看庄稼的能不去就不去。有一年，涨大水，水势很猛，一夜之间漫到了大堤半中腰，村里的大人们整夜没睡，家家户户派人到大堤上去护堤，有人忙着准备一些应急柴草，有人在树上挂上了汽灯照明，有人轮着休息怀抱着铁锨眯眼打打盹，有精神好的、嗓门亮的就敲着锣来回吆喝，说汛情，报平安。第二天天亮，水势略退，水位略降，大人们早就准备好了几条木船，要去地势较高的庄稼地里捞庄稼，人们带着布袋、麻包袋、绳子等用品，坐了满满一船人就出发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母亲和五姑坐船也去了。辛辛苦苦种一季儿庄稼不容易，秋季的口粮全靠这点收成了，能捞回来一点儿是一点儿。船，渐渐地冲远了，消失在明晃晃的水面上。我站在大堤的高处，依着树，焦急地等待着木船的再次出现。大半晌过去了，船终于露了头，还是满满一船人，船行得缓慢，原来是各家在水里捞起来的东西都装进袋子，扎上口，用根长绳子牵住在水里半漂半沉着行进，快到堤岸时，有人从船上跳进齐腰深的水里，不知道捞什么东西，不小心喝了一口黄河水，吓得他连忙用双手猛拽住船帮，船身猛一側楞，船翻了，一船人赶进了水里，在水里扑登扑登，呛着水往外爬，堤上的大人小孩见了，嚎成一个。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一个个水涝涝爬上了岸。母亲和五姑本来衣服都是湿透的，这一次倒好，连头发上都是泥水，喝了几口水，吓了一身汗，上岸后一屁股坐在半坡地上，老半天没有动。我当时都看傻了，等醒过神来，才拽住母亲的衣角，让她快回家换衣服。说实话，经黄河水泡过的玉米穗、红薯块儿都非常难吃，好像煮不熟，味道也怪怪的，我和姊妹们还是忍着吃了，一想到母亲几乎是拼命捞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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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堤拦住了肆虐的河水，也拦住了正常的交通。每逢收割庄稼时，或者往堤里面拉粪、拉水，加肥浇地时，横亘在大堤两侧的长长的马路口成了考验家家户户劳力大小的必经之地。在那个还没有拖拉机、电三轮的年代，谁家能有一头牛、一头毛驴给帮帮力儿就算不错的了。
我家就养了一头个头不算高大、脾气相当温顺的灰色毛驴。平日里，割草喂饮，套车驾辕的活儿，我都帮着父母干。空车去，能坐在车上扬鞭哼曲儿，重车归，需拽着车把吆喝帮毛驴加力。特别是拉着一地排车重东西翻越大堤时，常常把毛驴累得直喘气，脖子里的毛直淌汗，最后成一缕儿一缕儿的。赶到收割的季节，拉着冒高一车新割的麦子、或者新砍的玉米杆，仅凭这头驾辕的毛驴拉，根本上不了大堤，还需要在路口等几个帮忙的给搭把手推上去。
养驴喂料，养羊喂草。娘像布置任务似的对我说：“在家里，我管着你们几个吃饭，你管着这一群儿张嘴的吃饭！”为了不让家里的这些张嘴要吃的的驴儿、羊儿饿着肚子叫唤，下地剜草就成了我的一项重要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靠近村庄的田地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野草供我们这些家里养着吃草的人家去剜，大小路的路边野草，不论好草、孬草，都早已被村里几个称为“过路光”的老头儿，连割带扫都收拾干净了。夏天日头长，天黑晚，父亲常常下午下班后骑车带上我去十几里地外的黄河滩上割草。黄河滩头空地多，靠近河道地肥沃，野草旺，一种叫水瓣子的青草生长得特别好，个高棵大杆脆水分足，羊儿最喜欢吃，几棵草就是一大把，剜起来特别带劲儿。找到一片好草地，蹲下来，我和父亲两把铲子飞快地剜着，有时候父亲弯着腰用镰刀割，也很快。割着，晾着，等回头整成堆装包时，草棵早已变软，装起来特别顺手。我挣着麻包口，父亲掐起来一堆堆草使劲地往包里塞，最后把麻包塞得鼓鼓的，像个牛肚子似的，满满的，用小麻绳在麻袋口来回攀几下，两个麻包口朝上用大绳子拦腰一系紧，岔开抬着往自行车后座上一放，夹得紧紧的根本不会滑下来，再用一麻包草横着压在上面，用小绳子稍微一揽，镰刀、铲子靠边塞进包里，好，大功告成。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横梁上压着载儿，父亲先把右腿掏上来，右脚踩在脚蹬子上，走！回家！擦黑到家时，母亲早已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
有时候，不想走远，就和小伙伴们就近踅摸大堤上的好草，和护堤员周旋一番。护堤员看得很紧，他们每隔一里多地就有一个，平常就住在堤上的屋子里，以堤为家，在自己分管的地段儿来回转起来，不分点儿。想割大堤上的草，就要想办法和护堤员打游击，要么是有人放哨，有人割草，要么是一个在南头儿，一个在北头儿，两头夹击，使护堤员首尾不能相顾，或者是中间再加一把，搞个突然袭击，就在他家屋子的附近下手，能剜多少是多少。有一次星期天，我们听说护堤员锁上门，去公社开会去了。本想着，这一回万事大吉，可以放心大胆地割一把了。没想到，护堤员突然骑车回来了，措手不及，让他逮个正着，草没有得到，连篮子和铲子都给要走了，交给了村里的大队部。母亲知道后，一边拉着我的手去大队部，一边嘟囔着：真是磕一个头放俩屁，行好没有作恶多！你弄这算啥事呀，剜个草，也给我惹事。到了大队部，母亲给管事儿的好说歹说，还保证回家好好管教孩子，以后不会再到大堤上偷着割草了。我在旁边嘟囔个脸一言不发。母亲把东西都要回来了，在回家的路上，没少嗦啰，看我能不能长记性。其实，护堤员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多是本县河务局就近从村子里挑出来专门护堤的村民，平日里，大家相处得并不错。谁下地干活口渴了找点儿水喝、铲子镰刀不快了找个石头磨磨、借个铁锨、绳子等急用工具什么的找到他们，也是一说俩现成。记得我在城里上初二的那年夏天，听说双井大堤上的护堤员一家三口夜里被人锁到屋里烧死了，好多城里人跑过去看稀罕，我没有去。我知道那家杨姓护堤员，老夫妻俩和一个即将出嫁的漂亮的大姑娘平日里对人都挺和气的。后来我在家听母亲说，公家把案子破了，不是什么寻仇报复，而是一个偶尔路过此地的流窜犯不知道啥原因起了杀心，生了歹念。
那时候，村后边的黄河大堤是方圆几里地范围内最高的建筑物了，站在大堤上看整个村庄，有点儿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村里哪家哪户在大堤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堤上草多、树多，果实多，也是村民们玩耍消遣、打发时光的好去处。槐花开了，捋槐花；榆钱稠了，钩榆钱；椹子红了，摘椹子；知了叫了，摸知了；树枝干了，拾柴火；天气冷了，捉野兔。最最难忘的是好几天连阴后的大堤，堤上满坡的枯草根处都长出了白白的、圆圆的、一簇簇、一片片的鲜蘑儿，村里男女老少齐上阵，提着兜，擓着篮儿，大堤坡上到处都是弯着腰、撅着腚揪蘑儿的人群。回家后，拣去干草棒儿，用清水稍微一淘，搁点儿盐，不用放其它任何调料，上锅一炖，味道那个鲜哪，甭提了，简直喝不够！在那个肚子里经常咕噜咕噜叫的年代，能品尝上这样天然的美味，也算是老天爷慷慨大方的恩赐了！一到天热的时候，村里的大人常常拿个凉席，在大堤上找个大树凉凉儿，或呼呼睡上大半晌，或几个人玩打扑克牌，或走炮打鬼子的棋子，或围着老故事篓子听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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