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下面都是烂泥啊！

读完深圳三和青年的故事，我想起前些年在北京见过的一个边缘群体——“会虫”。早年间北京媒体发达，每天都有多如牛毛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和市场活动在四九城举办，于是滋生了一些专门冒充媒体人员去会场签到，领礼品和“车马费”的人。

他们拿着假名片，有的还配了相机、摄像机和话筒，大喇喇走到签到处，要么冒签别人的名义，要么编造一个媒体名称要求进入会场，那时候的主办单位多财大气粗，现场喧喧嚷嚷，很容易蒙混过关。我因为在单位负责媒体接待的工作，也曾经被骗过，后来就特别注意防范会虫。

若干年以后，北京的媒体市场已经衰落，日常也再没有那么多会可混。北京经过一次又一次折叠和清理，大街小巷荡涤一新，连城乡结合部好像都见不到什么游荡的人了。

2018年，我和伙伴在中关村帮一家IT企业做一个针对“创客”的科技分享会，这是一个非常简朴的活动，只在线上招募了一些对这家公司的软件感兴趣的程序员和创客，安排了上下午的演讲和讨论，中午有一顿简餐。

那天早晨在签到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年纪有五六十岁的人，声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技术管理人员，并拿出手机上的报名回执短信要签到。人员邀请是主办方自己负责的，这几个人的形象气质根本不像网络技术人员，我们却也没有理由直接拒绝，只好发了胸卡让他们入场。

没想到，后面又有类似的人接二连三赶来，有的年纪不大，但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创客”：他们没有电脑，手机都是老旧款式，衣着还算干净整齐但样式古板，鞋子蒙灰，身上透着汗味。

很明显，这天的活动是被“会虫”们给盯上了。他们之间好像还熟识，有的是接到别人转发的消息才赶来。可是这个会既没有红包也没有礼品，他们一大早赶过来图什么呢？

我们只好关闭了活动场地的大门，在门口对来者先做甄别再放入。活动总算正常举行，这种会在我们外行人听来，完全就是不知所云，混进来的那几个人居然认认真真坐着听了一上午。

因为演讲延时，那天的午餐拖到将近一点才开始。就在会场边发放套餐，参会者凭胸卡领取，自己找桌椅吃。套餐配沙拉和果盒，菜式相比一般的盒饭看着要精致一些，但并不好吃。

会虫们三五个聚在一堆，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直暗暗观察着他们，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正是为这顿午餐而来。一般的参会者大多吃得马马虎虎，匆匆填饱肚子就去休息聊天了。而会虫们像是在享受一顿大餐，从沙拉到饭菜到果盒，吃得郑重其事、一丝不苟，最后只剩下干干净净的餐盒。

我更惊讶地发现，之前有两个被认为是程序员的年轻女孩，她们的餐盒也吃得干干净净，如同被舔过一般。再仔细观察她们不太自然的举止、不像职场女孩的气质，我几乎敢肯定，这两人也是来蹭饭的。

果然，午饭过后，这些人就低调而迅速地离场了，自然，那两个女孩也不见了踪影。在老北京话里有“找饭辙”一词，是说穷困人找门道想办法解决一天的吃饭问题。我想，那天中关村的创客活动，就是这十几个人的“饭辙”吧。

我很想知道，从那天的“饭辙”离开后，那些人去往哪里了？他们的归宿会在哪儿？对于底层生活，我向来自认不乏了解。但落拓的人生好像确实对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落魄潦倒比志得意满更打动我，负能量比正能量更多地滋养着我。或许是因为打小缺安全感，自己紧紧抱着不敢失去的，便成了所轻视和憎恶的。

北京这波疫情之前，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达内兄弟电影展，我抢到了三张票，却因为老公周末出差，废了两张，最后赶在东城区关闭电影院的前夜，去看了一部《罗塞塔》。

这是一次直击心脏的观影体验。18岁的少女罗塞塔，无依无靠，居无定所，父不详母沉沦，她坚韧倔强，别无所求，只是执拗地想得到一份卖力气的合法工作。不小心落入泥塘那一幕，她在水里徒劳地挣扎，向远去的母亲一声声叫着：“妈妈，下面都是烂泥啊！”（早就被烂泥一样的生活缠裹得扶不起来的妈妈并没有回来救他。）

后来，出卖了唯一看见她、给予她援手和温情的男主，得到卖松饼的工作，却被良心谴责，她还是绝望了。回到露营的车厢，给自己煮一只蛋，打开煤气准备和烂醉的妈妈一起赴死。罗塞塔侧卧在她的窄床上吃水煮蛋，平静地闭上眼，煤气溢出的嘶嘶声简直要震穿荧幕！

突然，响声停止——煤气罐空了。罗塞塔不得不爬起来，再去找营地管理员买一罐煤气。悲怆到极点，却也是生的转机。

电影里只有一处配乐，就是罗塞塔在男主家中吃饭时，男主播放的鼓声。但每次伴随男主出现而由远及近、由小变大传来的摩托车引擎声，在最后一幕罗塞塔艰难地抱着煤气罐时仿佛天籁响起——至少这一次她活了下来。

达内兄弟对自己的作品有一句概述：“我们要表达的不是幻灭，而是日复一日的抗争。”或许，吸引我的就是这种（常常是徒劳的）抗争的力量吧，因为幻灭早在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