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在土地上、在麦田里、在波粼粼的水里，肆无忌惮的野蛮生长。
山上有果树，走哪吃哪，并不拘束谁家。在我记忆里，总是别家的果子要好吃一些，尽管每年我家在镇上卖的都是最好的价钱。那时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当然什么都得紧着我，于是嘴头儿常年不闲着。爸爸、爷爷打完果子一身汗的回来，总是一踏进院子就叫我，把筐子往我面前一送，“吃吧”。
春夏的杨梅、桃子、李子、杏儿，秋天的石榴、苹果、梨，冬天的青枣儿，每一样最新鲜的最应季的都用力在我的舌尖留下印象，以至于这么多年后，我还牢牢记着桃子汁黏糊糊的黏在嘴上黏黏的甜意，李子核儿边毛次次的糙感，冬枣儿一口咬下去凉凉脆脆酸酸的美味。
然而爷爷一年年老了，再也没有力气背着我跑好几里地去前岭子村大汪里捞鱼、烤鱼，我也再没机会粘着他去东坂峪打枣酒，卖酒的三爷爷已故去，带着他做的一手好粘糕。
爸爸一年比一年忙了，家里的麦子一堆一堆的开始雇人磨。
曾经上窜下跳、勾肩搭背一起摘果子、拔花生、烤红薯、逮螃蟹、捉蚂蚱的小屁孩们转眼就有了各自心事，眉眼长开了，脸也板起来了。
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在变。
巷子里的那家卖烧饼的变成了摆摊修鞋的，大清早，我再也不用急匆匆的跑去排队等着烧饼出炉了。热腾腾的、厚厚的，芝麻铺的满满的，擀面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撵出来的白白胖胖的烧饼一去不复返了。
村口豆腐坊那家的儿子不愿意学手艺，去了城里打工。豆腐坊就垮了。我眼见着一个个工人垂着头离开，和我最好的刘叔都只是看了我一眼就走，脸沉的像锅底。我空落落的站在那儿，邦邦硬的豆干儿、软糯糯的豆腐花儿、拉嗓子的豆渣饼就这么没了。再后来，我家就不种黄豆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爱吃糖的。尤其是走街串巷的那种打糖锣的，老远就能听见，一窝蜂的拥过去吵吵嚷嚷的，打锣的眉毛都在笑。我喜欢那种敲下来的月牙糖，偶尔也买糖人，喜欢一边舔着手心里的糖一边看捏面人。那时候巷子里热闹呀，卖扒糕的、卖饸酪的、卖焖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巷子里就只剩下阳光和狗叫声了。
倒是家门口的老榆树枝繁叶茂的并不见衰老，很快，我弟弟就可以替我上树搂榆钱了，只是他不像我一样喜欢吃黄米面榆钱疙瘩，每每都是最先放筷子撒娇又嫌疙瘩硬又嫌韭菜咸又嫌黄瓜粗，我每每沉默的把弟弟的饭碗接过来，大口扒饭，大筷子拌菜......奶奶的饭，我还能吃多久呢。
所幸奶奶的手艺并不会随着年岁的流淌而稍有逊色。
我觉得我的嘴就是被奶奶给养刁的。
小时候我不太乖，性子野的像马，妈妈一瞪我、一叫我大名就脱缰了，直往坡上奶奶家跑，在奶奶怀里蹭过来蹭过去，“奶奶，我要吃红豆干饭”“奶奶，我要我的酱包是个刺刺猬”“奶奶，给我蒸蛋”“奶奶......面片儿”“奶奶......”
奶奶做的一切都好吃，连方便面都比别人煮的香。
奶奶的油脂饼尤其好吃。大铁锅里烙出来，油气噼里啪啦的响，和宣腾腾的热气、丝丝缕缕的香气混着，我一口气能白嘴吃三个。
奶奶每年都要搅凉粉，一搅就下雨，特灵验。外面叮玲咣当雨敲着窗，屋里面我捧着大碗吸溜咕噜吃凉粉，一个个豆腐块儿似的嫩，果冻似的滑，又白的透明的好看的紧，我一边吃一边玩儿，奶奶忙完过来收碗，已经连滴酸汤都不剩了。
奶奶还会摊黄子。往往这之前要腌好咸菜、炒好土豆丝和豆芽，好让黄子一摊出来就能卷着吃。黄子是软而厚而多孔的，卷的菜是硬而多汁的，两者一结合，是默契至极的美味。有时候黄子做多了，就留着第二天下挂面泡着吃，或是卷菜做多了，就干脆再加点干菇，和着二米饭拌酱拌匀了，大白菜一包，就是一顿好吃的不得了的菜包饭。食物就是这样奇妙，原配分开了，另一种组合同样让人惊艳，你永远不知道食物会带给你多少惊喜。
就像香椿。奶奶的凉汤面少不了香椿油的增色，奶奶的大炖菜更少不了香椿干儿的提味。奶奶忙的时候，把它剁碎了拌上醋和盐，就是很好的配菜。奶奶闲下来，就可以从从容容的把它裹上面和鸡蛋炸成香椿鱼，这是正菜了，香而不腻。
再如红枣。
我爱极了奶奶的枣糕。爷爷爱极了奶奶的枣粥。妈妈爱极了奶奶的醉枣。弟弟爱极了奶奶的拉丝枣花。
我们都爱极了奶奶的枣粽。
白而小巧，甜而软而黏，枣子是精心去了核儿的。蘸上白糖，一口一口，苇叶的香是清苦的。
奶奶的枣粽是每年端午的念想。然而今年，我就要错过了。
去年下半年，我错过了奶奶的炒杂碎和山药拧儿，幸好赶上了腊八粥和盖头饼。今年上半年，我错过了奶奶的清明糊糊......
明年，我是不是还要错过更多？
后年......我不敢想。
我离家乡越来越远了。
离回忆却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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