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原刊)
余华,男,22 岁,在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工作。本文是处女作。
(一)
这家医院和这幢楼一样,都已有六十年历史,如今全院所有进修、实习医生全挤在楼上。楼下是医院托儿所,与太平间隔路相望。
第一宿舍,八平方米。两张高低铺,两张写字台,四把椅四个人,唉,还有八只箱子。若四人到齐,则请全部上床,否则不必要的冲突将连续不断。唯有床才是自己的,挤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挤嘛;小吗?室雅何须大。
我睡上铺,翻个身,不仅下面动,另一张床也动。汽车驶过,整个楼都动。这幢楼呵,老了。尤使我不安的是,距头顶一米多一点,那块新补的石灰,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
陕西人又在唱歌了,“这幢楼呵老态龙钟,住上一群人却生龙活虎……”厂有厂歌,校有校歌,这支歌乃是我们这幢楼的楼歌。不瞒各位,此歌还是敝人编词谱曲的哩,倒是颇受欢迎,但经陕西人一唱,彻底完蛋。若是他用晚上打呼噜的声音唱,那还粗犷有味,可他偏偏卡住喉咙,吐出又尖又细的哭腔,简直令人汗毛全体肃立。敝人从小就害怕两张铝皮合在一起刮,他那歌声的效果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了,阁下。你再唱,我要自杀了。”
他仰起脸,和善地说:“别客气。”
这混蛋。
这时,军医小林咕哝开了:“造了房子反而没房子,真见鬼!”此话有理。本来是每三人住十四平方,还算舒服。如今医院造了两幢六层楼房,一分配,旧房也搭上,我们被“扫地出门”。这些家伙!
“到夏天怎么办?”陕西人提出个现实问题。在这个不透风的“笼子”里,夏天也睡上热血沸腾的四条汉子,嘿,清炖全人,倒是一道震惊中外的名菜!
“只有开门睡觉罗。”陕西人又说。
“那会出乱子的。对面是女宿舍,若都开着门,半夜起来解手糊里糊涂地会走错的。”小林笑着说。
“哎,可真有这种事。前年夏天我去西安,睡在旅馆里,门开着,一个小妞半夜起来小便,竟到我们房间里来了。”陕西人接上腔。
“后来呢?”小林问。
“后来嘛,嘿嘿,没有后来。”陕西人说完,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后来这姑娘成了你的太太。”小林说了句俏皮话。
我们都大笑了。唯有睡在我对面的毕建国,始终不笑也不出声。
毕建国才三十出头,却已轻度驼背。面黄肌瘦,一副病态。我俩在同一科进修,许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傻瓜。上个月为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案竟跟带教老师争论起来,气得那位老师至今还不愿理睬他。听一位护士说,五年前他在这医院实习时,遇到病员太出血,而血库一时供不上,他当即献出三百西西。上帝呵,要是从我身上抽三百西西,除非先把我宰了。而他事后还不要一分钱。傻透了,只捞得个表扬。表扬值几个钱?换我,登《人民日报》头版也不干。
此人很少看电视、电影,却养着一盆海棠花,跟伺候阿爸老子差不多。饭后喜欢独自散步,然后往床上一躺,不是翻看一本厚厚的外文书,就是在活页簿上不停地写着什么。劣等的香烟接连着抽。这不,此刻“笼子”里又烟雾弥漫了。
我、小林和陕西人对香烟一向深恶痛绝。小林和陕西人开始假咳嗽了,这是警告式提醒。然而,他照抽不误。
“他奶奶的!”陕西人开始骂人了。
小林将茶杯往桌上用力一击。
毕建国又点燃了一根烟。
我用脚狠狠一蹬,窗开了。小林拿茶杯的右手也推开窗,用力过猛又推了个空,半杯水便泼溅了下去。
“哎哟!”楼下一个女声响了,听声音准是那个医学院的实习生。
小林探出头,向她行了个不伦不类的军礼:“对不起,我浇花。”
“浇花怎么浇到我头上来了?”
“你不就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么?”陕西人扯起喉咙喊道。一听到楼梯响了,忙躲进蚊帐,比猴儿还敏捷。
她朝我们这里斜了一眼,进了对面宿舍。
(二)
对而宿舍住着六个实习女医生,却有五位戴眼镜。大概眼镜也是智慧的象征?然而这些很有智慧的小姐们都不太懂得文明礼貌。昨晚,—直闹到十二点多。上楼、下楼不停,分明都带着钥匙,偏一个劲地敲门。里面呢,齐声喊:“狼来了!”好容易总算平静了一会,我已经迷糊入睡了,却又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嘴里还哼着《人证》的主题歌:“突然间……”接着“砰”地关上门。整个楼都抖动了。耶稣呵,这鬼地方,简直会使人发疯!
始终不受影响的是幸福的陕西人,还有小林。任凭外面响声震天,他俩我行我素。一个打呼噜,一个说梦话。这两位白天一唱一和,夜晚也一搭一档。陕西人的呼噜越来越响亮,简直跟打炮一样。紧接着,小林在梦中突然大叫一声:“冲啊!”可以想见他在陕西人的“大炮”掩护下,左手举着听筒,右手挥着手术刀冲上了敌人阵地。然后呢,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了,战斗结束了,可陕西人仍在“开炮”……
真要命!
“陕西人!急症!”我恼火地大叫。
“嗯——”陕西人“霍”地坐起。这是医生特有的条件反射。“他奶奶的!”随即他发现上当了,复又躺下。
可是才安静了片刻,毕建国的呻吟声又灌满了我的耳朵。我故意咳嗽几下。还好,没声音了。我看了下夜光表,已经十二点半了。妈的,明天还有手术。就在这时候,又有一群女孩子“咚咚”地跑上楼来,还吃吃地笑。
我实在忍无可忍,便悄悄下了床,瑟缩着身子跑出门去,三下两下终于把楼梯上的电灯泡给旋了下来。刹时上下一片漆黑。果然,待会儿又一批小姐上楼时,不再有欢腾跳跃的声音了。
楼梯满意了,我也满意。当然,她们是不满意的。还有,毕建国也不满意。按理说他也是受害者,该谢我,可这混蛋,吃里扒外。
你看他也爬下高铺,把电灯泡重新旋了上去。这小子,刚才还“哼啊哼啊”地,现在又精神抖擞了。
“喂,老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怒目而视了。
他冷静地看着我,一声不出。
我更火了:“请把灯泡给我旋下来!”
“那刚才我何必旋上去?”
“你旋不旋?”我几乎咬牙切齿了,
他轻轻一笑,跳上床,钻进了被窝。
于是我只好又跳下床去,将灯泡旋下来狠狠地摔碎了。
(三)
小小的“笼子”,生活实在单调,可偶尔也会发生喜剧性事件。
陕西人穿花短裤,对于我和小林来说确是一大奇观。于是我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晴雯掉换内衣一事,硬说他是仿古,在别离夫婚妻时来个内裤互换以示相念之情,逗得小林前仰后合地大笑。陕西人则一本正经地声明,他们那里都是如此,这是男女平等,云云。
这是两天前的事了,今天的事则更有趣。
对面女宿舍丢失了一条花短裤。这宝贝此时正堂而皇之地挂在我们宿舍里。小林急得抓耳挠腮,因为中午下雨前他去收衣服,误认它是陕西人的,给一同收了进来。眼下,两位仁兄正争执不休。小林要陕西人去还,理由是“祸”因他起。陕西人死活不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两人唇枪舌剑,颇像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基辛格与葛罗米柯。
我快活极了,不断给他俩火上加油:“哈哈。等明天绝们去报了派出所,才精彩呢!”
然而,这精彩的闹剧却被毕建国破坏了。他进来,默默站了一会,便拿起裤子去敲对面的门。
他俩面面相觑了。等到毕建国回来,立刻迎上去致谢,还争先恐后地与人家握手。
对此,毕建国只是淡淡一笑,便上了床。他点燃了一根烟,空气又开始污染了。
自然,这次他俩再没有装模作样地咳嗽。五分钟后,一场新的谈判又开始了,一个想去看京剧,另一个坚决要求看越剧。陕西人大肆攻击越剧,小林则把京剧说得一无是处。前者以雄壮的陕北腔进攻,后者以嘹亮的江南调反击。好在不久就达成协议,京剧、越剧都看。
这两位很会寻欢作乐。譬如,下雨天争着要撑伞,一旦雨停了,却谁也不愿挟伞了。照例是每人拿一半路,换手时,还一本正经地握握手呢。回到宿舍,势必又有一番争执,都要求对方摸钥匙开门。结果呢,拿一枚硬币往地上一扔:天安门朝上,该是陕西人开门;朝下,该小林。嘿,一对活宝。
“观剧协议”达成后,议题又转到—个刚死去的病人上。陕西人在胸外科进修,就说责任在内科。小林在内科进修,当然要竭力辩解。―个没说完另一个接上,我越听越糊涂,只觉得耳朵里—片混乱的嗡嗡声。末了,两人拖上毕建国当裁判。
我可受不了了。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多,当务之急是睡觉。
“喂,阁下们,什么责任不责任,天大的责任也是你们的老师承担,你们想承担也不够资格,吃饱了没事干都给我睡觉!”
毕建国看看我,说:“讨论一下死亡病历有什么不好?”
哼.你算老几!“要讨论,请到外面去,敝人要睡觉了。”说完,我就拉灭电灯。“伟大导师列宁教导我们:‘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少来这一套。”是陕西人的大嗓门。
“不要这样吧。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相处时间不会太长的!”小林也冷冷地说。
我正要反驳,冷不防毕建国却说:“是,是。对不起,是该睡了。”嘿,他到底屈服了。
这天夜里,陕西人的呼噜轻多了,小林也不说梦话了。莫非是受了我的气之故?若果真如此,我倒乐意天天睡觉前气他俩一下。
遗憾的是,毕建国的呻吟声依然如故。
(四)
毕建国脸色越来越黄,人也越来越瘦,的确像个标准病夫。不过白天始终精神振奋,奇怪!更奇怪的是他这两天没来由地心事重重。问他怎么了,他答:“十八床病人死了。”我目瞪口呆了:医院不死人,还叫医院?哭丧着脸应该是死者亲友的事,用得着他来凑热闹?
这两天,我的情况也不佳。前天上午三十床病人准备手术时,术前各项检査均未做,病人退了下来。手术室护士长向医务科告了我一状。妈的,我怎么会忘了?不过我管的床位也太多了。昨天呢,又受了病人的气,我去换药,他死活不要,说我重手重脚,当众给我难堪。我火了,便说:“不换可以,你等死吧。”妈的,就为这一句话,他去医务科告状。这下,科长大人老账、新账一块算,声称再这样就让我回去。
今天上午跟毕建国一起动了一个阑尾手术,也受了不少气。我主刀,他第一助手。可这小子却来教训我,首先指责我消毒不严,尔后呢,我毎一个动作,他都要批评两句。妈的,都是进修的,他有屁个资格。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那鬼阑尾也实在难找。最后还是这小子运气好,硬是给他找到了。缝合完毕,他发现少了一块小纱布,又要求重新打开创口,怀疑纱布在腹腔里。神经质!后来我说纱布被我扔进污物桶了,他才罢休。
回到宿舍,他脸色愈益苍白。腰一弯,吐了。小林和陕西人不知到哪里鬼混去了。面对这副可怜样,我动了怜悯之心,便给他买了碗面条。可他吃了又吐,我忙用洗脸盆接住,真够恶心的!
事后,他不仅没说一声谢谢,又跟我过不去。吃过晚饭,他突然问我:“石医生,你昨天去医务科了?”
他怎么知道的?我眯着眼看他。
“石医生。你是个医生。可你有的地方实在不像个医生。”好啊,想教训我!?
“说下去。”我轻蔑地一笑。
“你要改,否则……”
“说下去。”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今天十九床急症病人住院,你为什么对家属说他要死的?病情远不像你说的那样严重。”哼,这也不明白,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活下来,说明我们医术高;如果死了,那招呼打在前了,有备无患嘛。
“说下去。”
“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医术,而是医德。”
“说下去!”我再次打断他。哈,医德?有多少才能长一级工资?
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便叹了一口气:“你呀,玩世不恭。”他又点燃了一根烟。
他罢休了。我可不罢休!
“毕医生,”我亲切地叫了他一声,随后说:“你应该知道,你是个医生。作为医生,应该清楚肺癌。诚然,你不怕肺癌,可我们怕!”
他脸色略为一红,揿灭了香烟,说:“对不起。”
我笑一笑:“没关系。”
沉默。
尽管此时小林和陕西人没有表态,但从脸色上我已经看出他们对我的不满。哼,我并不需要同盟军。
“走,看电影去。”陕西人用粗嗓门向小林也向毕建国说。
小林站起身。毕建国想了一下爬下了髙铺。走到门口,他回头邀请我:“一块去吧。”
我不去。
应该不去。
(五)
第一宿舍,今天无尚荣光。院长亲自光临。视察后,他承认是太挤了,深表歉意。他还告诉大家,这幢楼就要拆除了,等医院东面的新房子造好,立刻让我们搬过去。
为此,第一宿舍,不,整座大楼的人欢欣鼓舞,往日的牢骚烟消云散。
我在一旁冷笑。“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有用。”这是列宁说的,没错。纲领天天有,而行动则遥遥无期。
此刻,楼下托儿所又传上来奶声奶气的歌声:
“我是一个好娃娃……”陕西人嗓子痒了,也唱,“这幢楼呵老态龙钟……”才唱了一句,仿佛觉得没劲,戛然而止了。
毕建国照例边抽烟边看外文书,“笼子”里照例烟雾弥漫。
正在刮胡子的小林不住地看着脸色阴郁的毕建国,终于,他放下胡子刀:“怎么,你不舒服?”
“没……那个十八床病人死了。”又来了,怎么他也学起祥林嫂来!“手术是成功的,可术后四小时出现房颤。血压下降,呼吸急促。后来白细胞四万多,感染无法控制。出现并发症。几乎所有广谱抗菌素大剂量使用都无效。做了个血培养、抗敏。病人死后,报告出来了。所有抗菌素均不敏感,唯有痢特灵。这是万万想不到的,血培养做得太迟了,若早一点也许会好些。”
他一口气说完,又点燃一根烟。这种死亡,对于医生来说是不足为奇的,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真是不可思议!
而小林和陕西人偏不住地点头,真叫人莫名其妙。
突然,外文书里滑出一张陈旧的照片:一个穿军装的男子在微笑,两边各牵着一男一女两个幼儿。
小林拣起照片递给毕建国:“这位是令尊大人?”
“是的。”他点点头。
“那个小男孩是毕建国同志——”小林又说。
陕西人立刻搭上腔:“一瞧这张活泼可爱的小脸,就知道他每夜尿炕。”
我笑了,也问:“令尊在什么机构当差?令妹呢?”
“爸爸在北方工作,妹妹小棠已经死了。”他轻轻地回答。
如同冷空气南下,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我们都默不作声。
我打了个长长的呵欠。这时,一辆六轮卡车驶过,整个楼抖得好厉害。不知怎的,我的心抖得更厉害。
(六)
我倒楣了。
今天我正在给三十二床病人家属填病危、死亡通知单时,有人通知我,主任和医务科长找我谈话。这使我感到意外,最近我并没有与病人吵过,为何两位领导一齐找我?一定凶多吉少。我提心吊胆地去了,毕建国已经坐在那儿,皱着眉,心事重重。看来确实不妙。
主任严肃地告诉我,说我和毕建国动的那个阑尾手术,病人在其他医院再次手术,从腹腔内取出一块纱布。天哪——我的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他们要我俩各写一份报告。名为报告,其实……我心里清楚。尽管毕建国也写,但他是第一助手,我是主刀。况且,那天他还曾提过打开创口寻找纱布的事,被我拒绝了。这一下够我受的!
用什么办法补救呢?我十分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假如……
我绞尽脑汁,才写出了经过反复推敲的报告。我承担主观上的责任,但是说:“最后缝合是毕建国完成的,因此他应该发现纱布。”尽管这是捏造的,但为了保自己,捏造也是合理的。我还写:
“阑尾是毕建国找到的,因而实际上主刀是他。”这是真实的。真假掺在一起,往往难以分辨。
然而,当我把报告交给主任时,又提心吊胆了。他看报告时,我竭力想从他的神色上窥见到什么,但是失败了。这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他看后,一句话也没说,却把毕建国的报告拿给我看。我看后,简直不敢相信,毕建国把全部责任都承担了。他承认实际上的主刀是他,而对发现少一块纱布的事只字未提。
我的脸不由地发烧了。
再看看主任,他仍然板着脸。我懂得他的意思,我啊……!
(七)
祸不单行,
那一式三份的病危、死亡通知书又出问题了,本该填“病危,死亡可能性存在”,却把“可能性”三字漏掉了,真要命。这不等于病人已死了!现在这三十二床病人已脱离危险,而通知单已经寄到郊区病员家属那里。若病员家属悲痛欲绝地赶来,发现病员还活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我啊,真恨自己。
一向脾气温和、涵养很好的主任也对找大发雷霆了。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里,陕西人迎面问道:“毕建国呢?”
“鬼知道!”我没好气地回答。
“他到哪里去了?”陕西人真不知趣。
“你问我,我问谁?”我火了。
“怎么一天没见他人影!”陕西人还在说。
“关你屁事。”我真想踢他一脚。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陕西人也发怒了。
这时小林推门而入,急切地说:“毕建国病倒了!”
“什么?”我吃了一惊。
小林看看我,说:“他去郊区了,去三十二床病员家属那里。回来时昏倒在路旁,是一位好心的司机把他送来的……他是为你去的!”小林的眼睛冒火了。
“唉!”我狠狠地揪自己的头发,我啊,我才是个混蛋!我“霍”地跳下床,用最快的速度朝病房奔去,干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
毕建国身上盖着白被子,左眼血肿。见了我,微微一笑。
我凝视着他的左眼。他轻轻地说:“我不当心摔了一跤。”
亲爱的朋友,别骗我了,一定是那三十二床病员家属在一时气愤之下打的。摔一跤决不会这样!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热泪盈眶。
他的手,冰冷冰冷。
(八)
毕建国动手术了,主刀是主任。然而一打开腹腔,我们惊呆了。胆囊又硬又大,肝脏也一样。癌,无可非议。并且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主任只好关上腹腔。脱衣时,主任对我们说,毕建国最多只能活二个月了。
天哪,二个月!现代医学太无能了!其它东西能交换,为什么生命不能交换?他只有二个月的生命了,而我……我应该把一半生命给他。可是,给不了。
小林、陕西人也这样说。
这两天毕建国病情尚稳定,我们三人轮流守护他。春天快到了,该回家的都回家了,唯有我们三人没有走的意思。
夜色降临了,病房里静悄悄的。我坐在毕建国床前,搜肠刮肚地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突然,他“霍”地坐起,问:“你有小名吗?”
我一愣,随后扯个谎:“有。”
“叫什么?”
叫什么?“叫胡子。”我摸了一下脸上的络腮胡子,信口说。
“胡子?”他的眼睛亮了。沉默良久,才轻轻说:“小时候,我最爱看爸爸刮胡子,那‘兹兹’的声音真好听。可我又恨自己为什么没长胡子,要不刮起来多美。有一天,我用爸爸的胡子刀在脸上刮呀刮呀,可怎么也不过瘾,最后把眉毛当胡子刮掉了。后来在镜子里看到了没眉毛的怪模样,怕爸爸回来骂我,便哭了,这时妹妹小棠来哄我:‘别哭,别哭,我给你重新画上去,保证和真的一样。’她用一支黑蜡笔给我画眉毛,可怎么也画不出来,末了,她也急得哭了……”
我笑了,尽情地笑。然而又立刻止住,因为毕建国的眼眶里正滴出一顆颗泪珠来。我知道,他是在怀念死去的妹妹。
(九)
大年三十晚上,经主任同意,我们用担架把毕建国抬回第一宿舍,让他躺在床上,参加我们的迎新年酒会。
第一宿舍似乎又恢复了旧时的热闹,同时又潜伏着隐隐约约的忧伤。
席间,我们三人各显身手绝寻欢作乐。陕西人打响第一炮,他老实交代,说他跟未婚妻是在西安一家旅馆里认识的。我立刻凑上热闹问:“就是那位半夜闯进你房间的安琪儿?”
“嘿嘿。”他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笑。
“哈哈,交代详细经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产。”小林也起劲嚷道。
“嘿嘿,这很平常嘛,我也刚巧去解手,回头一看房间里一个女的愣在那里,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走错门了,嘿嘿。”他停住不说了。
“后来呢?”小林追问。
“嘿,嘿,后来她惊叫一声,捂着脸跑出房间。嘿嘿,第二天我俩相遇,都脸红了,嘿嘿——哈哈!”他干脆大笑了。
我们也大笑了,但是毕建国没有笑,我看看小林,他抹了一下嘴,也讲了自己的罗曼史。他说:“十二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有一次回家路过一幢房子,‘哗’,一盆水倒在我头上。”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手舞足蹈。“各位请注意,那是冬天,一盆水,劈头盖脑!你火不火?我可是怒气冲天。顺手拿起一块石头。可是当我一看到玻璃窗里那张虽然惊慌,却不乏天真、漂亮的脸,不由手一松——哎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停了一下,喝了口酒,继续说。“后来我当兵了,几年后又进了大学,二年前分配到医院工作。哈,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她。而且我俩对往事都记忆犹新。”说完,他美滋滋地笑了。
“简直是个童话。”我大声赞美。再看看毕建国,他仍然没笑。
下面该轮到我了。我信口胡编:“那是前年的事。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看到了他妹妹,使我大吃一惊。在我的记忆中她只是一个拖鼻涕的黄毛丫头,可七年不见竟出落成一朵芙蓉花了。我与他哥哥交谈时,她坐在一旁看书,头也不抬。本来我只打算坐半个钟头,可一坐就是三小时。我临走时断定已经爱上我了。为什么呢?她的书始终是倒拿的!”说着,我得意地摇头晃脑起来。
小林和陕西人都大笑了,可毕建国还是没有笑。我们失望了,谁也不知道下面该说些什么。
忧伤默默地袭击着毎一个人。
突然,对面太平间传来一阵深沉的哭声。毕建国猛然大叫起来:“海棠,我的海棠花呢?”
海棠花,在窗台上。
小林小心翼翼地将它搬过来,叶子已经枯萎,海棠花奄奄一息了。
“海棠花快死了,我也快死了。”毕建国轻轻地说,泪珠成串地掉了下来。
“不,海棠不会死的。”我们都这么说。我们都这么愚蠢!
“不。”他固执地摇摇头。十年前,我从小兴安岭赶到大兴安岭,去看望久别的妹妹小棠。她不在,床前那盆海棠已经死了。当时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泣不成声,但还是把话说完了:“小棠赶到二百里路外一个劳改农场去看爸爸,爸爸的面没见着,却在大森林里迷了路,再也没有……”他痛哭了。
天哪,难怪他如此深爱海棠。可我们这些傻瓜却从未注意过这小小的花木。我们啊,都白长了一个脑袋。
第二天,毕建国病情恶化了。
(十)
我们几乎跑遍全市所有的花圃,终于发现了一棵与毕建国那棵几乎一样的海棠花,我们买了下来,放在他的床前。
他惊喜地睁大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海棠,突然问:“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海棠的枝干是红的?”
我们都说不知道。
他沉思了片刻,说:“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去花圃,小棠站在一棵海棠花前怎么也不肯走开,爸爸就买了下来。如果换做我,爸爸是绝不会买的,因为小棠是爸爸牺牲了的战友的女儿。小棠髙兴极了,整日守在花前。有一回她突然问我:‘哥哥,海棠的枝干为什么是红的?’我想了半天,回答:‘因为里面流着血。’小棠满意地点点头,又问;‘海棠开的花也是红的吗?’‘当然。’我神气地回答:‘将来海棠开花了,我把花掐下来戴在你头上。’小棠连连摇头,说:‘不要、不要。这样海棠会痛的。’后来爸爸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小海。小海小棠,合起来就是小小海棠。”说完,他撑起身子凑近海棠花仔细地看起来。
我把头低垂着,因为眼睛里有泪水。
毕建国失声叫了:“这不是原来那棵海棠,不是的,不是的!”
我们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毕建国生命垂危!
我呆呆地坐在他床前,已经很久很久了。望着他青灰色的脸,我想起那份报告,那份推卸责任的报告,悔恨交加。我啊,我的灵魂真丑呵。
小林进来了,轻声问:“给花浇过水吗?”我点点头。
他便说,“回去睡一会吧,明天你还有手术。”
我摇榣头,说:“我要等他醒来,我还有话要对他说。”
“说什么?”
“那份报告的事。”
“我替你说吧。”
“不。”
后来主任来了,他命令我立刻回去。我只得服从。
然而,我一觉醒来,东方已经发白了。我忙跳下床,朝病房奔去。在走廊上,我猛然感到气氛异样,不由放慢脚步。
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屋子里空空的,只有一股浓重的来苏儿气味。
他走了。
他才三十三岁。
毕建国的父亲,一位老干部,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就匆匆赶到,可是已经迟了。
老人静静地站在海棠花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泪流满面。
在整理毕建国遗物时,我发现一本活页簿,翻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临床误诊。里面记载了他从医后误诊的病历,共十例。这很使我感动。我从医以来,误诊难计其数,却从来没有放在心上。我要求把这本活页簿留给我,老人同意了。
小林则要求留下那张陈旧的照片,老人也同意了。
当陕西人要求将海棠花留给他时,老人含泪拒绝了。但是他将毕建国用了十多年的钢笔送给陕西人。
四天后,老人走了。
他要把小海的骨灰埋在小棠失踪的地方。而那盆海棠花将永远伴随着他。
(十一)
这幢楼就要拆除了,我们就将搬出第一宿舍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个曾经被我千百次诅咒过的第一宿舍,如今使我无限留恋。
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晚上——
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书。渐渐地总感到少了一股什么气味。慢慢地想起来,是烟味。于是我笑着问:“毕建国,怎么你戒烟了?”说完,心头不由一颤,抬眼望,毕建国铺上空空的。再望望小林和陕西人,他俩正吃惊地瞪着我。我眼睛一热,忙将头转向窗外。
外面开始下雨了。不知大兴安岭也在下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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