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北外采访了全球史研究院的特聘教授Wolfgang Kubin先生，他有个好听并且被更多中国文学和翻译界所熟知的中文名字，叫顾彬。
去之前有人曾给我打预防针：顾彬教授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你去采访他一定要做足功课，让他觉得你懂文学、有文化，他才愿意敞开心扉与你交谈。
工作将近五年，多次面对面采访专家、教授，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所做的功课足够充分。这次也是一样。尤其被人这样一交代，内心更是忐忑。
早晨9点50，我和同事敲开了顾彬教授办公室的门。身着深蓝色衬衫、打了一条相近色调但有红色条纹领带的他迎我们进门，言语并不热情，脸上写满了疲惫：“我刚从汕头大学回来。”他用稍稍能听出外国口音的中文缓慢地说着，指了指地上的行李箱。“我太累了，昨晚也没怎么休息。”
我说，那我们尽量快点结束采访，让您好好休息。他急忙制止：“不，不要快，我希望慢。”我和同事使劲点头。
调试好设备，同事准备给他戴话筒时，顾彬教授像是突然才意识到这是个需要他出镜的采访似的，满脸愁苦地说：“我今天太难看了。”
我安慰他道：“不，您看起来很棒。”他说：“不行，你是美女，跟你比起来我太差了。”
我赶紧说，您放心，我是不出镜的。他听后终于笑了起来：“太好了，不跟你比我就放心了。”现场的氛围一下子轻松愉快了许多。
对于这次采访，我们有事先准备的主题和一份采访提纲。但看着坐在对面的这位学者，我突然间不想按部就班地提问。我的脑子一下涌进了很多之前读到的东西和片段：1967年，22岁的他因为李白的一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兴趣；2011年，从德国波恩大学退休的他接受了北外的邀请，到北外全球史研究所任特聘教授；在北京，他习惯骑自行车去参加学术会议；而对于莫言等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批评，曾让他身陷舆论的漩涡……
于是我说，顾教授，我们就慢慢聊天好吗？他缓缓点头说，好。
采访是用英文进行的。之前在这位德国教授写的文章里读到，他自认英文水平比很多中国作家要差。但实际交谈起来，我才发现自己的天真，竟然轻信了一位学者的自谦。同汉语一样，英语也非顾彬教授的母语，但他说得十分流利，并且具有感染力。
“您50年前开始学汉语，但直到6年前才来中国工作，能讲讲是什么让您60多岁做出这样的选择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简单，常规，但纯粹出于个人的好奇。
“我喜欢你的问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一句简单的鼓励，好像给我整个人松了绑，之前所有的忐忑瞬间消失，我完完全全地投入到了倾听者的角色。
“一般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会想，当你65岁，该退休也就退休了。我喜欢踢足球，所以当初我的计划就是退休之后每天都踢足球，然后写诗、照看孩子，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他讲起他现在的同事、之前在波恩大学带的博士生向他发出到中国工作的邀请，讲起他在中国的大学里讲学遇到的求知若渴、热爱发问的中国学生，讲起他在中国被人理解、尊重和需要。他的声音有点激动，也有点颤抖。我听着他不紧不慢的讲述，眼睛有点酸涩。
接下来采访显得水到渠成，无比自然。我顺着自己的好奇发问，合适的时候也抛出一两个之前准备的问题。就这样，我听他讲每天早起写日记、写十四行诗、写散文小说和理论著作；讲他在学校踢球、和中国朋友喝白酒、在暴风骤雨中爬黄山五台山、与他批评的中国作家“握手言和”。
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怕自己变成一个死在电视机前的退休德国老教授。有人告诉我，德国教授退休之后就是每天看电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直到他们在椅子里死去。我不想这样度过我的余生，我会工作到死。相比之下，我更希望自己在踢球或者教课的时候死去。
将近50分钟听下来，感觉不仅仅是经历了一次有趣的采访，更像是上了一堂信息量极大的课，抑或读了一个被讲述得饱满流畅的故事。那种感受很难形容，但的确很久都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而类似这样的感受，在过去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每一次的出现都让我隐隐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意义，尽管有时这种意义非常个人化。
结束采访前，新媒体的同事向顾彬教授提了两个不情之请，请他配合我们正在做的视频栏目说几句话。尽管看得出他已疲惫到极点，但还是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并且说得颇具个人风格。和同事们一起把采访现场恢复原状的时候，他带点俏皮地说，昨天来了四个摄像记者，三个文字记者，我累死啦。
我说，那以后是不是可以请助理老师们合理安排一下时间，不要一下子来那么多人？他笑着说，想得倒挺美。不过我很高兴，你们都需要我。
道别的时候，他跟我们每个人握手。轮到我时，我把双手都伸了出来，既有对打扰他周末休息的歉意，又有对这位72岁老人的尊敬，以及感谢。谢谢他让这次采访变得有趣、有意义，我想我会记得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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