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件好玩的事

书名：读书是件好玩的事--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作者：陈平原

作者是个文化人，文字写得轻松，每篇文都不长，但本书涉及的内容却很广泛。总共四辑，最后一辑是作者帮别的书写的序言一类，文字太散便没大看。

前面讲读书和出版，充满上一辈文化人的情怀，很佩服。只能摘录了。因为后一部分跟出版有点关系，摘的文字稍微多点。

谈起读书，我欣赏晚明文人张潮《幽梦影》中的说法：“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在校学生一般感觉不到这一点，还埋怨老师布置那么多“必读书”，实在“不人道”；走出校门后，为谋生终日忙碌，那时你才意识到，有时间、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读书，确实是很幸福的事。

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化成为主流。而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国人对于“高学历”的盲目崇拜。

面对这个困境，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直奔院士或诺贝尔奖而去；第二种，自由阅读，不求闻达，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希望保留阅读的乐趣。这第三条道路最艰难。

信息技术上的革命，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阅读习惯。眼看着电子书的平台越来越多样化，掌上阅读器的价格越来越便宜，界面也越来越友好，“沉湎书海”变得唾手可得。可买回来储存量大、内容丰富、检索方便、图文声像结合的阅读器，你以为大家都在“读书”？不，主要是用于收藏或检索，更多的人是在玩游戏。

读书本是平常事，需要提倡的是“读好书”，我说的不是阅读好的书籍，而是高效且深入地读书。这很不容易。

建议诸位认认真真读几本好书，以此作为根基，作为标尺，作为精神支柱。过去总说“多读书，读好书”，以我的体会，若追求阅读的数量与速度，则很可能“读不好”。成长于网络的年轻一代，很容易养成浏览性的阅读习惯，就是朱熹说的“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因此，我主张读少一点，读慢一点，读精一点。世界这么大，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不懂得，不欣赏，一点也不奇怪。我在《坚守自家的阅读立场》一文中称：“基于自家的立场，自觉地关闭某些频道，回绝某种信息，遗忘某些知识，抗拒某些潮流，这才可能活出‘精彩的人生’来。”这就是我关于“阅读”的基本立场。

以诗文“劝学”，此乃中小学老师的最爱。下面这两首诗，很多人读过：“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前一首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劝学》，后一首则是宋代大儒朱熹的《偶成》。

也正因此，功利化的阅读乃当下中国人读书的主流。我在答《新京报》记者问时说过：“身处专业化时代，确实需要很多目标非常明确的‘阅读’，可我们必须明白，这并非‘读书’的全部意义。

正是有感于当下中国人的读书过于功利，我建议大家“业余时间”凭“自家兴趣”读一点“杂书”。

汪曾祺撰《谈读杂书》，说此举的好处多多：第一是很好的休息，第二增长知识，第三学习语言，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这里所说的“读杂书”，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书”，而是指超越具体专业的限制，且不含功利目标，这种阅读很高雅，可也很难坚持。

在我看来，各种世界名著（文学、史学、哲学）的提要、摘编、缩写，在方便考试的同时，很可能败坏了读者的口味。工作忙，实在没时间，你可以少读；但如果全都不看原著，习惯

于从手机、网络、工具书等记下一大堆故事梗概，那是没有意义的。

书局当然必须赢利，但赚钱并非书局的唯一任务。芜湖科学图书社不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而挂陈独秀书写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俨然把传播新文化作为书局的首要任务。

有趣的是，这么一本谈不上出色的学术著作，居然能在学术著作普遍滞销的今天成为畅销书，这不能不发人深思。或许，从《畅销书》之所以畅销，我们可以窥测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某些动向。这种动向——选题的时尚化、论述的平面化，以及史学的问题化——在国内目前比较好销的部分学术著作中也已经出现。

书评的建设，有赖于学界与新闻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大方针管不了，我只能想些小问题。比如，能否聘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定期推荐书目，再由报刊编辑组织撰写书评？又比如，书评的撰写，能否少一点文学色彩、多一点学术性？还有，能否大幅度提高真正的书评的稿费？

作为出版家，主要关注对学界是否有用，而不是市场销量，这一思路，我以为是三联书店有可能影响当代思潮的潜在原因。由此出发，方才能理解三联交友之广泛、信息之灵通、决策之简捷，以及目光之远大——即便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

尽最大可能调动学界资源，面对社会发言，在我看来，此乃三联书店的基本品格。随着出版界的日渐成熟，厚重专深的学术著作，主要由大学出版社来承担；三联书店的责任，应该是面向整个思想文化界，而不是某个专业圈子。

“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形成与走向。强调照顾读者趣味（往往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其结果必然是磨平棱角（即便不是依违两可），记录而不是引导社会（此等“精英意识”，据说已经“过气”，可我还是颇有好感），因而也就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承担这一选择所与生俱来的风险。

《读书》的幸运，在于其能独立（思想与文体）、善生存（二十年的风雨）、得民心（十几万的印数）。

在众多书评类读物中，我对《中国图书商报》的《书评周刊》颇多好感。该刊创办时间虽不长，却已经基本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上面这些对于媒体的评论，是写于上个世纪的了。不管情况怎样变化，思想总还是一样的。

与其他商业活动不同，做出版，可雅可俗，可以做得一点精神都没有，也可以体现理想主义追求。说大点，思想启蒙；说小点，文化传播。总之，有种使命感在里面。

集中到北京这个信息灵通、人才荟萃的风水宝地。这里起作用的，有资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文化聚合效应。活跃在北京的出版人很多，或在体制内，或在体制外，或专职，或业余，真的是藏龙卧虎。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这里交流、切磋、盯人、抢稿子，至于最后用哪个牌子面世，不太重要。在我看来，这个趋势还会加强；至于好坏，很难说。以中国之大，教育、文化、出版等过分集中在一两个中心城市，不是很好，起码回旋余地太小，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大学扩大招生，高等教育日趋大众化，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教材，还有与教学直接或间接相关联的各种读物，所有这些，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

大学出版社“近水楼台先得月”，与知识的生产者（教授）和消费者（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写书、出书、读书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全国一百多家大学出版社，发展并不均衡；但只要是背靠著名大学，多有好的发展前景。而且，这些大学出版社已经完成初创时期的原始积累，有了自己的品牌与长销书，日子好过多了，正大踏步往前走。

做出版的人都明白，积累雄厚与白手起家，大不一样。并非真的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一本账，晓得如何让自己迅速长大。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地整合已有资源，而不是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掰一个丢一个，很重要。中国图书的重版率太低，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