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之苦，予尝不知其意。
汉书之食货志，有载：”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干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
又曾思，年少时所居乡里，亦是山区之地。曾于此问老父，上世之近末，农业多以农肥施田，又无农机代力，田多肥少，山地本壤薄墒弱，农种皆多自家所择，无今日之优种可选，故地尽其精、人竭其力，终年得麦两百余斤，予查史料，秦汉之时，石约二百什八斤重，古今相较，竞千年变货之极微。
斤麦出面八两，尚不计白黑之别，一户五亩田，得麦2000斤，除什缴一之公粮（不甚记得），年得面约1800斤。家四口计之，成人一日至少一斤，年累400斤，两壮力耗800斤，两少年需耗600斤，奉老以年百斤计，余300斤。幸有秋作可趁、菜畦少得，可补家用。旦有水旱蝗灾，颗粒无收之时，割肉刻骨难状其痛。
故每夏收之时，乡人如临大敌，吾幼时不晓其故，常作懒偷闲，即后稍长，亦不知其重，多不乐其苦。及至近年，方知锄禾所悯，非诗非文，实是血汗之迹。今人可曾识？观家之子女所为，父母之不意，即知其情。
即年年丰收，粮有所识，尚有子女养育、日常吃用、老少穿戴等常耗，又忧供学、婚丧、起房、疾病等大事所费。是以虽有所存，仅供年岁之无饥、严冬之暖衣，大事之际，一家无力故多举债而为。当时，全民共产，积粮虽少而不入于家仓，遇有大灾，库虽有存，但备战事大不敢济私，数年之困，若究其因，半天半人。幸后田下于家，再无当日全民饥浮之时。
尝阅费先生之乡村中国。历代重农，皆因人益多而田不增，历代灭亡，亦是兼并过甚，民渐无所耕而食人，小农经济历千年而固，自宋后民有田可耕，又有乡村杂植、蓄养、纺绩来填用补支，虽不甚富贵，亦可勉强度日。国因民安，而千年无更；哲因民困，故仁学得兴； 民因仅饱，而皆思子仕，贤者皆外，愚者皆留，又仕之路窄，而皆焦于地，是以学不兴于村，农无智以新，是以千年循环而皆不变。后西方之侵，小农毁塌，科技日兴，商潮渐涌，但农并未大革，依稀如旧。
亦可推知，国学之兴，真非腐儒自喊，自有其因。华夏之地，亦似将来之全球，地未增而人益众，币不可食、铁不可衣，儒学之兴，华夏之光，已渐为人所尚依。只国人心集于财，而不自知，有宝而不识，有器而未辨，似甚可叹。
今商事虽兴，国益富民皆贾，但农一为人所轻，田渐无供于植，商虽富而不屑于乡野，学虽高而羞于田陌，农虽集于城而难乐其所，壮之贫而渐为大势，农之微而渐成荒野。
吾之也愚，无才难究其深，无学不识其危，无思不得其机。聊以为文，且作日记，但作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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