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夜,我的书摊上依然冷清如故,只有一个身材高大、背微驼、头发花白的六十多岁老人蹲在那儿看书。
那人已经看了有两个小时了,他几乎一动不动地静静翻阅。看过的书一本本地摞起来,摞了颇为壮观的六堆。我扫了一眼,笑笑。这样的顾客我见得多了,往往摞得越多,买的可能性越小。
“老板,过来帮我算算多少钱。”这人就是老胡,他站起来,腼腆地说道。
我加码洋,算折扣,报价格。他掏钱,十二张百元大钞,递给我,依然腼腆地说:“剩下十几块钱就别找了。”我有片刻的恍惚,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自那之后,老胡成了我的忘年交。他每周一定会来我的书摊上看看,必定至少买一本。
有一次,他看了半天,选了一本《西游记》,我记得他已为孙女买过了,便提醒他。他笑着摆手,说:“没关系。再买一本。”我没有卖给他,他就像一个下棋时让子太明显的对手,我虽然感激,但不好受,心里却愈加尊重他。
真正让我们成为知己的,是那个大雨骤降的傍晚,当时我进了新书,老胡正在我的书摊上翻看,大雨在此时毫无征兆地灌下来。行人纷纷闪避,几个顾客放下书,避到超市的屋檐下。我慌忙拿雨布盖好书,但地上很快积水,如不将书迅速收到三轮车里,所有书都将报废。收书入车将有六道程序:弯腰掀布,搬书,再盖好,掀三轮车布,放入,盖好。只需三次弯腰,积水就应该四面包抄过来,将书完全浸没。我已绝望,欲哭无泪。
老胡没有离开。他站起来,快步跑进雨中,搬来几块石头压住盖布三角,再钻进去,头顶着脏兮兮的盖布,双手抓着盖布边沿,大声呼喊,让手忙脚乱的我快将三轮车推进盖布里。
那天,所有书摊都损失惨重,而我的毫发无损。
自那以后,老胡拎着一袋书坐在我的书摊前,或缓缓往回走的情景,是淮河北路夜市标志性的背景。不断有书友跟他打招呼。
“胡老师,又买书呢?不能再买了,老伴又要跟你吵了!”
他依然是笑,说“木事木事”。
有一天,我的顾客汪老师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一辈子爱买书,爱看书。那次我们去上海开会,雨过天晴,他穿着长胶靴,裤腿卷着,在南京路上呱唧呱唧地走,到书店里看书,害得大伙儿等他半天。”
老胡后来消失了许久,从书友那里,我才知道他得了肝癌。他去世后,我尤其忘不掉的是他头顶盖布、帮我在大雨中抢救书籍的情景:花白的头发淋得如同肮脏的拖把,大雨灌注,他不断地眨着眼睛,他浑身湿透,衣服紧贴着身子。他虽然局促,却一向那么庄严;他虽然随意,却一直那么整肃。但是那天,为了我的书,他那么狼狈,那么不体面。
老胡走了,我让出了那块地,不再摆摊。我知道一定有人说:“老胡死了,损失最大的是小董。他干不下去了。”
起初我不知道有老胡,所有的孤寂都是可以忍耐的;后来我遇见了,孤寂便不可忍受。这是我与老胡的缘分,也是我痛彻肺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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