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侈口,深弧壁,矮圈足。通体施润泽白釉,器内平素无纹,外壁一面近圈足处画一虬劲梅树,枝干挺秀,枝干横亘,随碗形而生。枝头花朵或含苞待放,或绽瓣盛开,以淡墨细笔描画,轻盈洁白,各有姿态。树底生矮竹几丛,枝叶以双钩笔法勾勒,密而有绪,极尽工巧。碗半壁以行书书五言诗句二句,句首以金红料钤一印,句尾压尾二印。
在瓷器收藏家的心目中,雍正珐琅彩碗是可遇不可求的珍物。而在这些斑斓娇艳的极品瓷器之中,有一品种如梅花犯寒而开,孤芳自立,别具风情,最为隽秀雅致 – 那便是清宫档案中所记载的水墨珐琅。水墨一词本来专指以浓淡不一的墨色在纸或绢上作画,只因白瓷画上赭色珐琅,特具诗情画意,故在此假借形容。珐琅彩中的上品,俗称《古月轩》者,以结合诗、书、画三绝而为人称道,而水墨珐琅最能展现三绝合一的境界。雍正珐琅彩本属凤毛麟角,极少在拍卖场上出现,雍正水墨珐琅彩碗更是从未公开拍卖过,此碗的珍稀矜贵可想而知。
在雍正六年怡亲王上表的珐琅颜色清单上,已经包含黑色及酱色,表示珐琅工匠已经有能力制造水墨珐琅。但是水墨珐琅第一次出现在清档中则是在雍正九年。造办处上呈的五十件珐琅彩瓷器中,包含了一对水墨珐琅墨竹碗。来年的四月雍正皇帝表示了对这些赭墨珐琅的兴趣,进而谕示:… 再水墨珐琅甚好,将画画人戴恒、汤振基伊二人画珐琅活计。其进之画持出。在同年的八月,皇帝又重申他对这些赭墨珐琅器的偏好:中秋节呈进活计之内,珐琅盘、碗、茶圆、酒圆具烧造得甚好,嗣后将画水墨的多烧造一些。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皇帝非常喜爱这些赭墨彩的器皿,可想而知是因为它们与水墨画卷极为相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戴恒、汤振基这些本来在画作任职的画师,被调去珐琅作画珐琅。档案还显示,特定的书法家如戴临,被皇帝要求写珐琅器上的题字: 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撰字,言诗颂题。这些数据显示雍正皇帝想制作的并不是一般的工艺品,而是结合他手下顶尖的画师与书家,来创造一件艺术品。因为他如此严格的要求,才产生了瓷器史上前所未见的精美图画及书法。 就如此碗,其上以精湛的笔法工笔写出一颗梅树,其枝干虬错矫健,蜿蜒而生,时而乍然转折,却总与碗形相得益彰。花蕊及花苞以细笔淡墨勾勒,突显其高洁清雅。其下有几丛矮竹,枝叶以双钩细笔白描,密而不乱,次序井然,充分表现画家功力。碗的另一面以行书题两句五言诗句,笔法温雅端秀,句首以金红料钤一印,句尾压尾二印。梅与竹是 中国诗人画家钟爱的题材。这两种植物都不畏严寒,有坚韧不拔的特性。梅花每年于春寒料峭时盛开,细蕊繁英,开满光秃无叶的枝头,淡淡清香预兆新春伊始,万物复苏。竹子常青,是枯山寒水中难得一见的绿意。其中空有节,耿直不阿的特性,成为君子自勉的期许。两种植物都因而成为不屈欺辱、不畏强权的象征,被诗人、画家吟咏题赞不已,在政治偏安的南宋时期尤为鼎盛。
这几件碗的上面都画了有绿色花萼的白色梅花,正是马麟所描画的梅花名品绿萼梅。宫廷画家对南宋院画应该极为熟稔,在给皇帝赏玩的珍贵瓷碗上画上最名贵的梅花品种也不出奇,只不过要在白釉碗上表现出白色梅花,可有难度。在这件碗上,画家找到了一个巧妙的技法,他以极淡的珐琅勾描花瓣,使得它们与碗上其他的纹饰对比,显得更加莹白。与故宫那对〈赭墨梅竹图碗〉比较起来,故宫对碗上的梅花并不特别突显颜色,而此碗的梅枝上则明显地开着白花,更像南宋画家所钟爱的绿萼梅。要画出如此淡的墨色,在珐琅的处理上要多费功夫。珐琅基本上是磨碎的有色玻璃,要让颜色变得如此淡,需要将玻璃颗粒磨得极碎,使它们在多加调剂后也能分布均匀,这样,细线条处才能釉色平均,不会产生浓淡不匀的现象。陪衬着白梅花的竹叶也因应着以双钩白描法画出,彷佛其上堆雪一般,正应冬天景像。
本拍品杯腹略深,故有额外的空间添加细节,此乃杯腹较浅者所不及。本拍品及庄氏二杯的画工新颖别致、细腻典雅,施珐琅彩的技术亦妙至毫巅。每朵花均用极细的深色线勾勒轮廓,既层次分明,又无损花瓣之娇美。花瓣本身的颜色青中泛黄,向花芯处的渐变深浅有致,纤细的花蕊用蛋黄珐琅彩厚涂而成,甚具立体效果。颇堪玩味的是,所有纹饰俱是在胭脂红地留白处的透明釉上作画,惟一的例外是梅枝上的青苔。无论是本拍品或庄氏珍藏双杯,其青苔均是直接在胭脂红地上画成,看来更为逼真写实。这些外壁施胭脂红地的小杯,呈色质感酥润,工匠可能是将竹管蒙上细纱,再将粉红色珐琅彩吹至器表。「洒蓝釉」采用的正是这种工艺,但吹制粉红彩的难度相对较大。北京故宫珍藏一例雍正四字楷书款瓷碗,其胭脂红地的色调和质感均与本拍品相若,该碗以胭脂红为地,饰三面白色圆形开光及釉上珐琅彩,开光之间和四周绘各色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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