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书法家于右任曾有诗句：“石马失群超海去”。
“拳毛騧”与“飒露紫”二骏流失海外一直是国人心中的痛。可“二骏”究竟是怎么被运出国的？又是怎么入藏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2001年，发表在香港《东方》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太宗皇帝和他的六匹战马》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学人的注意。该文作者周秀琴女士供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由于工作的便利，她掌握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时间要追溯到1916年2月，宾大博物馆高110米的圆形无柱穹顶展厅落成。博物馆馆长高登决定举办一个中国艺术大展，作为展厅的揭幕展。他向世界各大古董商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们携宝参展。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古董商卢芹斋也收到了高登的邀请。
卢芹斋早年在同乡、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帮助下，与人合开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古玩公司。此后，中国的瓷器、书画、青铜、石刻，源源不断地通过他流入欧美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手中。
1918年3月9日，高登馆长第一次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二骏”。13日他在给卢芹斋的信中写道：“上星期六，您的助手带我参观了大都会仓库并见到了两匹石骏。我十分高兴能见到这著名的雕刻，得知它们在美国已有一段时间。我会从博物馆角度提出一个最佳方案，与我的同仁商讨购买的可能性。”此后的一个月，高登一方面着手把“二骏”借到博物馆展览，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游说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买下这两件艺术品。他在给董事长哈里森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浮雕自七世纪以来，一直出现于历史记载，证明中国人视其为艺术领域内的优秀作品。它们是非宗教、纯世俗艺术品，对我馆佛教雕刻收藏能起到完美的平衡作用。因为中国早期雕刻是宗教的天下，六骏因而成为稀世之宝。这些石刻实为独特的不朽之作。”卢芹斋开价15万美元，在当时算是天价了。为了能凑足这15万美元，高登四处筹款。
直到1920年底，博物馆收到一位名叫艾尔德里奇·约翰逊的慈善家的慷慨捐助。最终，经过还价，宾大博物馆以12万5千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昭陵二骏”。博物馆还专门在“二骏”陈列柜的下方挂上了“艾尔德里奇·约翰逊先生捐赠”的铜牌。
“二骏”入藏宾大博物馆的消息在西方古玩界不胫而走。不久，一个名叫保尔·马龙的法国商人给博物馆写了一封信，披露了盗卖“二骏”的情形。
马龙在信中说，1912年在北京的法国商人格鲁尚，为了抢在德国人之前弄到石骏，派人潜入昭陵。1913年5月的一天，一干盗贼正偷偷地把砸下来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运下山时，被闻风赶来的当地村民拦住。情急之下，“二骏”被推下山崖，后来残碎的石骏被陕西政府没收。而写信人马龙为这次盗运活动付出的大笔投资也泡汤了。
“二骏”落到陕西督军陆建章手中。
此时，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正在筹建“袁家花园”。
二公子袁克文给陆建章递话儿说：“老头子搞了一处园子，想找几块有意思的石头装点一下。”
一听这话，陆建章立刻把“二骏”贴上封条，送到了北京。可“二骏”并没有进入袁府，而是很快被转手卖给了卢芹斋。
在袁府和卢芹斋之间促成交易的中间人，据说是琉璃厂小古玩铺延古斋的老板赵鹤舫。1915年，赵鹤舫结识了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此时，袁世凯正在营建 “袁家花园”，赵鹤舫便撺掇袁克文向陆建章要那两匹石骏，随后拿着袁府的封条，派人到陕西，运来了“二骏”。有人说，赵鹤舫送入袁家花园的是“二骏”的赝品，真品被他转手卖给了卢芹斋。
对于这个传说，周秀琴表示怀疑。她认为，一旦袁世凯知道赵鹤舫用个假货糊弄他，赵鹤舫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精明的赵鹤舫恐怕不会冒此大险。她觉得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二骏”尚未送入袁家花园，袁世凯就做着他83天的皇帝梦一命呜呼了。于是，二骏通过赵鹤舫这个中间人，卖到了卢芹斋手中。
最终“二骏”从北京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宾大博物馆。然而，“昭陵六骏”的心酸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其余“四骏”虽未被卖到国外，但也没逃脱遭破坏的命运。
有一种说法认为，1916至1918年之间，被高登馆长聘为宾大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毕士博，勾结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父亲，来到昭陵盗窃剩余“四骏”。经办人向礼泉民众撒谎要将“四骏”运至西安保存，但当地民众很不放心，选几名代表一直跟着运载大车。那些人沿渭河行至西安城北草滩时，将“四骏”打碎成几块装箱，准备由水路运走。几名代表见状立即向省议会报告。这时驻防在渭河北岸的靖国军也闻知此事，声讨陈树藩盗卖国宝。陈树藩无奈，遂命人将“四骏”运至陕西图书馆。1949年，陕西图书馆将“四骏”移交西安碑林博物馆。至此，“四骏”得以幸存下来。
周秀琴考证认为此系传说。毕士博到陕西时，“四骏”早已入藏陕西图书馆了，不存在他串通军阀盗运“昭陵六骏”的事情。
欲知六骏命运，且看下回。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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