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以为学经济学就能赚到钱,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所以,从本质上说,经济学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思维工具,而这种解释代表的是平均状态,是一般的情况。
既然是理论,它有严格的抽象,只能对客观世界近似表达,真正的理性人是不会把经济学当教条和信仰去指导赚钱的,但是它能提供参考和指导。
如果你想要赚钱,只知道平均状态是不行的,赚钱必须关注极值。比如,判断哪个风口、哪个机会、哪个项目、哪个时机,这些都要关注长尾的、短期的、小概率的情况,要敢于冒险。只知道平均的情况,是不够的。
首先我们来说说,普通人了解经济学的意义。
经济学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经济学家们从“理性人假设”这个带有一定特殊性的假设出发,构建起了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再运用这些理论去解释现实世界。虽然很多人会批评理性人假设,说我们经常不理性呀,有时候我做事都没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计算呀。这没错。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在大多时候,我们是会优先从利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给人性找一种假设的话,即使“理性人假设”并不完美,但我们暂时也找不到更好的。而经济学,就是把这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底层逻辑,然后培养我们从这种逻辑出发,去思考社会是怎么运作的。
这其实就是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帮你跳出自己原本局限的视角,帮你增加一个看世界的角度。
所以,对一般人来说,首先,第一个思维工具叫机会成本。这是经济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每一个选择都有成本,那些因为选择而被放弃的收益,就叫作机会成本。比如,你辞职去创业,一年下来净赚10万块,你觉得自己赚了。但是,一个经济学家却可能说你亏了。因为如果你这一年去打工,工资可能有15万,这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再比如,某地方政府有一笔钱,用来给自己建了新的办公大楼,非常的漂亮。经济学家说,这样太浪费了。官员说我没浪费啊,你看我买了建材,还雇了工人。那些建筑商、工人都获得了收入啊,没有浪费。但问题是,这里存在一个机会成本——这些钱本来可以用于产出效率更高的事情上,比如投到科研上、助农项目上,等等。在这里,经济资源的机会成本,实际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了看不见的经济损失,经济学里也叫“无谓损失”。用这个思路,还可以反驳一些其他的说法,比如著名的“破窗理论”,认为打破窗子再去修,也是创造收入的方式;一场大战后废墟重建,能让经济快速增长。但事实是,像这类认为“破坏会创造财富”的观点,其实都忽略了机会成本。
不管是个体还是国家,做决策的时候都要考虑机会成本。比如,当你走到了决定人生的岔路口,你选了一条路,但是可能还存在另一条路,你永远都不知道如果你走了那条路会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你人生抉择的机会成本。姚洋说,年轻人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好处都想要,不肯付出选择的机会成本。而在理解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任何决策都有机会成本,这样再做选择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释然。
第二个思维工具叫边际思维。经济学思维和普通人思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这个边际思维。普通人思考问题,往往关注个大概的情况,或者只能看到一些个别的情况。但是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是思考市场总体行为的正确方式。我们应该采用边际思维,也就是,永远要关注市场中最后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最后一个产品的情况。
大概在20年前,很多地方的市内高速公路是收费的,后来才逐渐地取消收费。很多人以为,取消收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在20年前,买车还是比较稀罕的事情。人们觉得,买得起车的人,不会在乎这五块钱的高速费。但现实是,取消收费之后,市内高速上跑的车多了很多。这说明,有很多人对这几块钱还是很敏感的。是哪些人呢?实际上就是那些处在“边际”上的人,他们的收入可能刚好就处于能负担起车价的边缘上。那这几块钱,就会对他们的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近些年还有种类似的情况,就是:在节假日高速不收费这个政策一出来,开车出去旅游的人明显就更多了。难道大家真的会因为几十块的高速公路费,就决定是不是开车出去旅游吗?实际上是会的,这也主要是那些处在“边际”上的人在改变行为。
边际思维对于我们平时工作也很有用。如果你要销售产品,或者推出一个方案,那么你对边际一定要一清二楚。有些人你不去做他的工作,他照样会买这个产品,会同意你的想法。还有一些人,你花多大的力气,他们也不会买账。那在这两类人身上,你都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你应该主攻那些,对产品想买又不买,或者对你的方案犹犹豫豫的人。你应该多花精力,想办法把这些人转变过来。
边际思维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给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考虑一个因素的变化会带来什么变化。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遇到问题,会感觉是一团乱麻,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思考。经济学家会先把这个事情理一遍,确定哪一个因素或者哪几个因素是需要主要考虑的,然后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只变动这一个或者几个因素,去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日常解决问题也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个关键的思维工具,叫均衡。什么叫均衡呢?简单说,就是一种不再变化的状态。
一个市场什么时候会达到均衡呢?当供给等于需求的时候。那供给什么时候等于需求呢?我们拿劳动力市场来举例吧。
劳动力的供给,由劳动者的边际机会成本决定。一个人参加劳动,无论什么样的劳动——体力劳动也好,脑力劳动也好——他干的时间越长,多付出一小时劳动的边际成本就越高,因为他的疲劳强度会增加,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会变得更加的珍贵。再来说需求这边,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由劳动者对企业的边际贡献决定。而这个边际贡献会逐渐递减。也就是说,最开始加入企业的那些工人带来的贡献最大,后面加入的工人贡献下降。
在市场上,当劳动力的边际贡献,跟劳动力的边际机会成本相等的时候,也就是劳动力的需求等于供给的时候,就形成了均衡。这个时候的劳动力工资,就是均衡工资。换句话说,均衡工资等于市场中最后一个劳动者的贡献。
均衡这个思维工具为什么重要?因为均衡代表的是,经济在均衡价格下已经穷尽了所有的生产和交换的可能性,进入了一种稳定的状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均衡是怎么产生的,也不会像经济学家一样去计算均衡,但是我们也可以培养相应的思维方式,就是:把现实世界的存在想象为一种均衡的存在。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很多时候,它可以帮我跳出情绪化的陷阱。不会看到一种自己觉得不合理的现象,就马上跳起来指责,或者很容易地就被别人煽动了情绪。我们可以多想一分钟: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均衡状态?这当然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把均衡当作现实存在的,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分析工具,来刻画和思考现实世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比如,还是用我们前面说的劳动力市场来举例。很多职场人经常会感觉,自己怀才不遇,自己的价值被低估了,现在的工资没有反映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前面分析了,市场上的均衡工资,是由市场上最后一个劳动者的贡献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即使你的劳动生产率比那个人的高,你也不一定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几百年来的经济学观察都告诉我们,像这样按边际贡献来分配资源,是效率最高的方式。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认识,就不会总想着,是不是公司对自己不公平,而是会更多地想着,怎么增加自己的边际贡献。如果你的边际贡献程度,已经从初级劳动者的水平,变成了更高一级劳动者的水平,量变产生质变,那么你就会进入一个更高阶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自然也会变化。
我们讲的是经济学对普通人的意义,那就是:经济学思维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再来说说,经济学对国家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文里,“经济”就来源于“经世济民”这个词。那么,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吗?很多人可能会这么认为。一些学经济学的人呢,也会时不时地把这个词挂在嘴边。
不可否认,很多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带有“经世济民”的成分的。比如,有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一个国家怎么由穷变富,有些经济学家在研究怎么提高经济的效率,这些是经世济民。但是,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是研究这些东西,而是在研究比较微观的东西。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他分析家庭内部的分工,什么时候太太应该出去工作,什么情况下太太应该待在家里。还有生育决策,生多少孩子,什么时候生,等等。这就跟经世济民好像没太大关系。
从学科目的来看,经济学是一种用来解释世界的工具。进一步讲,它不是奔着改造世界去的,所以经世济民也并不是经济学的理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是近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退回到19世纪,起作用的经济学家并不多。那个时候,经济学也没有发展出数量工具,也提不出很多具体的建议。
那么在国家这个层面,经济学起什么作用呢?
有种常见的观点是,经济学能帮我们预测经济动向,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但是,在这件事上,经济学家好像也经常让大众失望。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等金融危机开始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还表现出了异常的乐观。林毅夫2008年5月去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8月,他见到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伯南克还是信心满满,因为他自己是研究1929年大萧条的。他说,他们已经知道了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怎么对付它。但后来的事我们也知道了,危机排山倒海地来了,伯南克也没多少办法。最后救美国的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财政部。
在金融危机过后,英国女王曾经给皇家经济学会写信,问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没有预见到这次金融危机。皇家经济学会当时的会长贝斯利,硬着头皮给女王写了一封回信。回信很委婉,晦涩,不太好懂,但总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家是不做预测的。
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确实不足,尤其不善于预测像金融危机这样剧烈的变化。如果是一个趋势性的事物,那经济学家可以依靠已有的数据,外推它的未来趋势。但是,对于出现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的情况,只靠过去的数据根本就没法预测。所以,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它并不擅长做预测。
另外,关于经济学对国家的意义,还有一个常见的观点是:经济学家能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
这当然是没错的。不过,经济学家主要会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提供建议,但政治决策要考虑是方方面面的,经济效率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并且在某些时候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像社会稳定,还有公平正义,是政府更要考虑的事情。在一个重要决策上,决策者要听来自很多不同领域学者的建议,经济学家提供的只是其中的一些参考。
而且,即使是给经济问题提建议参考,经济学家也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
经济学擅长解释什么呢?经济学是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建构起一座经济学理论的大厦。所以,能比较好地被经济学解释的东西,一个典型的就是理性计算的作用比较显著的东西。比如市场交易,这是大家都要用理性来计算的。
1984年,中国粮食大丰收,这是因为,包产到户之后,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那个时候,政府会给农民派粮食征购任务,征购价是固定的。农民完成征购任务之后,还可以向国家卖“超购粮”,这个价格是比征购价要高很多的。这样就能起到鼓励生产的作用。这实际上用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边际思维。但那个时候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用边际思维。
1984年粮食大丰收,政府对超购部分有多少收多少。但是因为超购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财政受不了了。于是政府决定,1985年起要取消超购,统一收购价格。按照1984年征购和超购的粮食比例,在原有的价格基础上做一个加权平均,确定新的粮食收购价格。政府的想法是,只要老百姓生产同样多的粮食,能赚的钱还是一样多,所以粮食产量是不会因为改革而下降的。这使用的是平均思维。
当时,经济学家宋国青认为,如果这么做的话,1985年粮食产量会大减,但当时没有人相信他。宋国青认为,在粮食产量上,起作用的是超购价。农民实际上是对超购粮做出反应。这用的就是边际思维,意识到人们是在边际上做出反应,而不是在平均意义上做出反应。取消超购的话,在边际上,农民的生产就会往回收缩。结果,1985年果然出现了粮食大减产。这是经济学家使用边际思维做理性计算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是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价格双轨制是张维迎提出来的。他在1984年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里面提出:产品可以“一物二价”,就是有一个计划价,然后市场可以开放,产生一个市场价。农产品的征购价和超购价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两个价格都是政府定的,而没有市场定价的部分。由于发表张维迎这篇文章的杂志是一份不太起眼的杂志,所以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曾经一直是一个悬案。但张维迎现在找到了那期刊发他的文章的杂志,所以这个悬案也可以结案了。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纪之交,中国马上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当时国内要做许多的改革,电信改革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不能把中国电信拆分成多家电信企业,而且政府应该掌握基础设施,运营商只管网上运营。就和国家电网一样,电网由国家掌握,然后发电和供电放开。这种思路的目的是避免重复建设。但经济学家周其仁站出来说,经济学里不存在重复建设,它是竞争付出的必要成本。电信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拆分中国电信,并允许非电信网络(那个时候主要是互联网)来做电信业务,形成“数网竞争”。当时,周其仁基本上是孤军奋战,但最后他还是把主管部门给说服了,最后改革采取的就是他的方案。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
这些例子只是中国经济学者建言献策的冰山一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经济转轨,另一个是经济发展。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涉及理性计算的场景当中,比如交易、竞争、产权、创新,等等。
但是也有时候,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反而让情况更糟了。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可以说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青苗法按照今天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很伟大的一个想法。青苗法的背景是:春天,老百姓必须借高利贷搞生产,到了秋天没钱还债,然后又要去借钱,这样就被高利贷拖死了。王安石的想法是,与其这样,还不如由国家来向老百姓放贷。老百姓能享受更低的利息,国家还能赚到钱。这听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是他没想到,在实施过程当中会出现千奇百怪的现象。比如,官府为了赚钱,逼着老百姓去借贷,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摊派,最终搞得一塌糊涂。
这个例子,其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为什么一些时候,经济学家建议的初衷看起来是好的,实践中却失败了。因为经济学家的几乎所有建议,都是在给定条件下做出的。而现实却是纷繁复杂的,什么都在变化之中。有的时候,经济学家把现实世界看得还是太简单了。
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几十年下来,成效很小。为什么呢?一个原因就是,非洲很多地方,连国家认同都没有。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才纷纷独立。很多人都不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忠诚的仍然是他们自己的部落。在这种情况下,给他们的援助,最后很可能落入了军阀的手里,落入了腐败官员的手里,或者当权者部落那里,对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起不到什么作用。这就是经济学家不了解政治、社会,还有制度造成的失败案例。
还有“休克疗法”的失败,也是这个道理。“休克疗法”就是在一夜间,把一个国家的制度重新换一遍。然而,当把一个国家的制度推翻的时候,就会产生制度的真空。因为新的制度想要落地运作起来,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组织就会瓦解,出现巨大的衰退。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相比较而言,在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当中,失败的例子就少一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因为采纳了经济学家的建议,导致比较大的失误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我们比较务实,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地去摸索,这就不容易犯大的错误。
不管对于哪个国家来说,走务实主义这条路都是比较好的。不奢求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不断地摸索,渐进地调整。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现实世界是复杂的。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老百姓会做出反应,这很可能就会抵消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效果。自然界也是这样。化学里有一个“勒夏特列原理”,说的是:当一个系统的平衡态被一种变化打破的时候,系统总是会削弱这种变化。政府政策也是符合这个原理的。
勒夏特列原理是一个经验总结,就是人们观察多了,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休谟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休谟问题”:人如何能从经验观察总结出因果关系?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所以:务实主义的答案是最好的。也就是,本来就不存在绝对的、最终的因果关系,所有因果关系都是临时性的。所以,为了节约成本,观察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暂时性的总结,然后再去实践和观察,然后不断地修正。
说回政府政策,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会受制于勒夏特列原理。所以,务实主义是有必要的——不做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不断地去摸索,做政策微调。
总而言之,经济学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理性人假设和底层人性是相符的。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学培养的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就是让人能从人性的底层逻辑出发思考社会是怎么运作的。
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能够为国家政策建言献策。因为它提供的是一套,经过百年来反复锤炼的,基于人性的逻辑分析框架。当然,最终建议能不能被采纳,还是需要政府综合全局来把关。不过,其中也有经济学者自身的努力。就像周其仁当年那样,很多经济学者都曾一个人面对强大的阻力,不断地为自己的观点奔走呼号,有的甚至历经许多年,最后才逐渐被社会认可。
而对于个人来说,经济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能帮我们理解世界的重要思维工具。学习经济学之后,我们能用更加理性的视角去分析问题,不会轻易地被人类社会中很多编织的故事所左右,不会那么容易掉入情绪化的陷阱。当然, 如果是一些经常与市场交易等理性计算场景打交道的人,那么学点儿经济学就更有用了。比如,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如果能了解价格的形成机理,知道怎么更好地激励员工,知道怎么分析经济形势,等等,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理论毕竟是一套完整架构的系统,它抽象,严谨,但跟实际情况有出入,它只能是工具,具体怎么用要看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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