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前世的爱恨情仇

说起新诗，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与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及其情感经历生动精彩，影响深远。这些故事及创作历程在诗歌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告诉我们:诗歌不会消失，而且它还会以新的形式存在并持续发展。

诗自古有之，是一种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诗可以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格律诗和自由诗等。其基本特征是：凝练性，跳跃性，节奏性和韵律性。

诗歌源自劳动号子和宗教祭祀，《诗经》可看作是汉语诗歌的源头。在我们许多人看来，既然叫诗歌，必然是可以吟唱的。让许多人印象深刻的是后期新月派以徐志摩为主要旗帜的诗歌创作以及现代派“诗坛首领”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后期新月派的另一代表诗人陈梦家表示“始终忠实于，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不做夸大的梦”，“只为着诗才写诗”正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立场，这说明前后期新月派是一致的。

那么，继徐志摩、戴望舒以后，认真写诗的人会少去吗？诗歌会消失吗？

一、“生活，让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位戴着眼镜的文弱的诗人，在感慨：“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在低吟“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低回”。字里行间流露出幻灭的空虚感，迷茫的感伤情绪，而这一情绪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社会现实的黑暗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幻灭。后期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则从“乌烟瘴气的现实中逃避过来”，回到自我内心世界，回到诗的艺术世界中，想以此度过这一时代。

正因为回到内心世界，后期新月派特别强调抒情诗的创造，徐志摩在这一时期才有了用超脱的笔法写就的抒情名篇《再别康桥》，表达了离别的情绪。

徐志摩浪漫主义的特征是有目共睹的，那种不加掩饰、直抒胸臆或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虽感染了不少人，但里面也夹杂着不少感伤、煽情、矫情的成分，在激情、浪漫的时代可能产生共鸣。一旦激情褪去，这些成分就显得空洞，做作，好比“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散乱，只留下一地迷茫。

新诗前世的爱恨情仇

二、“在灾难的岁月里，我试着留下我的记忆，选择走出“雨巷”。

戴望舒诗歌的思想、情感、感觉、意象都属于传统与古典，尤其是前期的雨巷时期。

可是后期，他意识到“雨巷虽美，我还是选择走出雨巷”，“韵律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把和自己的足穿别人的鞋子一样”。

愚劣的人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比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最聪明的人却为自己制最合脚的鞋。所以戴望舒就是这样的一个制鞋人，他会选择“琐碎地永远不肯休止的，忠实于我的记忆”，他认为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与事都是不可信的，除了自己拥有的那些琐碎的、零散的记忆，哪怕记忆不一定美好。

他虽然崇拜徐志摩，雨巷时期的诗歌有点新月派的痕迹，在《我的记忆》中未完全放弃用韵，但总体上以诗的内在情绪为节奏，通过大量的带有个人记忆的意象来铺叙，在舒缓而有起伏的变化中表现自己颓唐、感伤的情绪。所以，他毅然选择走出雨巷（把《雨巷》删去），保留记忆，（把《我的记忆》作为他现代派诗歌创作的起点），后期灾难的岁月阶段的诗歌创作更是突破了自我的阈限，使自己的生命、诗意同时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境界，融汇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却能不随大流，有自己的特色节制的潇洒外加淳朴的功力这一特色。

戴望舒的诗歌很好的体现了“诗的散文化”，内容为诗，形式为散文，为后来的散文诗的形成与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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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徐志摩、戴望舒诗歌创作以及情感经历的同与异：

前有林徽因，后有喜爱诗歌文学的读者朋友都认为徐志摩、戴望舒性格柔软浪漫，写的诗歌都是受时代影响。而实际上不止要考虑时代还要考虑二人生活环境、成长经历，还有两位诗人爱过的人及她们对他们的情感。

戴望舒多愁善感，感情要求完美，常常沉浸在意淫出来的世界，他小时出过天花，脸上有坑坑洼洼的痕迹，加上对三个在一起过的姑娘要死要活，死缠烂打，没有诗里的浪漫与情趣，姑娘们纷纷离他而去。在我看来，他比徐志摩脾气更火爆一些，其实他在爱情面前更自卑，加之他与她们年龄差一任比一任大，她们也没有喜欢他很深，戴望舒扇了施绛年一个耳光，留不住施绛年，也挽留不了穆丽娟，最后的杨静也是留不住。

情感不似诗歌有简短的浪漫，在高高扬起手，从一掌落在爱人的脸上那时起，不管多久多深的爱都破灭于那一刻。

这一掌慎用，最好还是不用，不论男女同胞。在感情里，如果说，才气加坚持不懈的死缠烂打让戴望舒前期追到了他的丁香姑娘——施绛年，后期一掌就让本不算喜欢他很深的丁香姑娘变身红玫瑰姑娘，虽美艳还是刺人地离开了他。倘若不是爱一个人爱得深沉，一掌下去，一拍两散，不论当年的才子佳人，还是现在平凡的我们，都一样。

而徐志摩家境好，长相秀气，第一任妻子贤惠自强，也不会很恨他，最多对他做的事难以原谅。林徽因不能一起但也做了挚友，还在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里第一篇散文就写了《悼志摩》以及徐志摩逝世四周年也有一篇散文纪念。还把徐志摩的飞机失事的残片挂于房中，悉心收藏。陆小曼也不是不爱，只是她从小就生活得精致，难免生活奢侈，花钱大手大脚。

奇怪的是，两位诗人也仿佛能预见命运一般，一生如诗歌一样简短精彩，情感饱满。徐志摩在飞机出事前夕说了句“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运命。”戴望舒说了句“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均一语成谶。虽然戴望舒没能死得光荣，只是死得意外。虽然徐志摩比戴望舒走得快，他说完这句就走，戴望舒几年后再走。

加之抗日战争那几年，戴望舒饱受牢狱之苦，磨砺了他的意志和思想，其民族意识、爱国意识被激活、唤醒，“啊。还是祖国更重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戴望舒的诗在许多人看来思想艺术会更高，有更多象征主义，显得更理性。

四、继徐志摩、戴望舒以后，诗歌将何去何从？会消失吗？

答案很显然，不会！因为诗人给大家留下的不仅是从古到今动人的诗歌作品，还有优秀的文化，丰富的情感经历。看起来诗歌写作越来越边缘化，小说散文兴起。实则不然，诗歌与各种文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筑当代文化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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