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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
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人物之本出于情性。情性之理玄而难察。然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故识鉴人伦，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声色情味而知其才性。
论形容，卫玠少有璧人之目，自为有目者所共赏。论神情，黄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自非巨眼不能识。故蒋济论眸子，而申明言不尽意之旨。盖谓眸子传神，其理微妙，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宣也。
能调和阴阳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能敷五迈九者，不必能全小洁，经曲碎也。
刘邵有见于相人之难，形容动作均有伪似。故必检之行为，久而得之。如言曰：“必待居止然后识之。故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奉，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
自以察举以取士，士人进身之途径端在言行，而以言显者尤易。故天下趋于谈辩。论辩以立异，动听取宠，亦犹行事以异操蕲求人知（《后汉书》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世。则知当世修异操以要声誉者多也）。
察人物常失于奇尤。形名之学在校核名实，依实立名因以取士。然奇尤之人，则实质难知。汉代于取常士则由察举，进特出则由征辟。其甄别人物分二类。王充《论衡》于常士则称为知材，于特出则号为超奇。蒋济《万机论》，谓守成则考功案第，定社稷则拔奇取异。均谓人才有常奇之分也。刘邵立论谓有二尤。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前者实为超奇，后者只系常人。超奇者以内蕴不易测，常人以外异而误别。拔取奇尤，本可越序。但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冒超奇之名者极多。故取士，与其越序，不如顺次。
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则需英雄。汉末豪俊并起，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故王粲著有《汉末英雄传》。
《隋志》云，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
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洁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风气，奖励名节。一方清议势盛，因特重交游，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频踧而胁从（崔寔语）。党人之祸由是而起。历时既久，流弊遂生。辗转提携，互相揄扬。厉行者不必知名，诈伪者得播令誉。后汉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声价已定，征辟不就。士大夫坐门问疾，犹不得见。随其臧否，以为予夺。后因符融、李膺之非议而名渐衰，惭叹逃去。黄晋二人本轻薄子，而得致高名，并一时操品题人物之权，则知东汉士人，名实未必相符也。
汉代琐碎之言论已进而几为专门之学矣。而同时因其所讨论题材原理与更抽象之原理有关，乃不得不谈玄理。所谓更抽象者，玄远而更不近人事也。
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成也。综上所言，正始前后学风不同，谈论殊异。《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趋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
《人物志》一书之价值如何，兹姑不论。但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颇可见其大概。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兹略述于下。
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有中庸至德。次为兼材，以德为目（伊尹、吕望又如颜子）。次为偏至之材自名。此乃三度，谓出于仲尼之三等也。
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正始之间则不然，盖魏世名分礼法本为时尚，读者并为儒书，家教犹具典型。即阮嵇放达，亦似有疾而为，非以乱道（戴逵《放达为非道论》）。晋兴以后则不然矣。
名分卑尊择人任官，在儒家为教化，而在法家则为主术。教化所以导善，主术乃以防奸。魏晋相继，篡逆叠起，权臣执柄，君臣危之，则不得不申尊卑之防。篡杀既成，窃国者自危，尤不得不再申正名之义。曹魏父子严刑峻法，司马父子奖挹忠孝，其迹虽殊，用意则一。故不但儒名二家相通，而其实则常实为法术之运用也。
知人善任，治平之基。知人必待圣王，圣人之所以能知人善任，则因其有中庸至德。中庸本出于孔家之说，而刘邵乃以老氏学解释之。
依宇宙说，道无名无形，而器则有名有形。就政治说，君德配天，上应天道。故君亦无名，不偏，而能知用众材，百官则有名而材各有偏至。器以道为本，臣亦君为主。此合虚无名分为一理，铸道德形名于一炉也。
刘邵、王弼所陈君德虽同，而其发挥则殊异，《人物志》言君德中庸，仅用为知人任官之本，《老子注》言君德无名，乃证解其形上学说，故邵以名家见知，而弼则为玄学之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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