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离开后，江秋莲不愿见任何人，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她不想变成祥林嫂，痛苦是她一个人的。 但她要为女儿的死讨回公道。这句话她每次说出来，都发散出一种旁人勿近的气场：绝望，凌厉，坚忍。
为了完成这件事，她又在网上不停说话，对媒体说话，以换取支持。
在网上看她，容易想象她是一位脆弱、濒临崩溃的母亲；见面接触后才知道，比起她所承受的痛苦，她已经足够坚强，如同她所崇尚的胡杨精神。
那完成这件事以后呢？她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几不可闻：“没有以后了”。
8月27日，澎湃新闻重访江歌遇害公寓。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实习生王昱图
噩耗
江秋莲“每天数着日子过”的痛苦始于2016年11月3日。
那天她在青岛城阳区跑滴滴，中午接到一个来自日本的电话，是江歌以前的语言学校打来的，对方说，法政大学的老师想要江歌家属的联系方式，她没想太多，同意了。
江歌很争气，到日本的第6个月就考上成蹊大学，4个月后，又考上了更好的法政大学。
挂了电话，她马上给江歌发微信，连发了十几条，没有回复。给江歌室友梁洁发微信，十几条，也没有回复。
江歌从来没有出现这种联系不上的状况，就算手机没电了，也会提前告诉她，让她别担心。
江歌小时候被偷的经历，让江秋莲常做噩梦，总是特别紧张。江歌初中时，有一天没有按时到家，超过10分钟还没回来，她立马骑上摩托出去找。半路上远远看见，江歌正和同学推着自行车走。她看了江歌一眼，没有说话，掉头回家了。
下午5点，中国驻日大使馆打来电话，说江歌遇害了，她不相信，对方是南方口音，她曾怀疑是骗子。但江歌和梁洁都联系不上，又让她很害怕。
没多久，又接到日本警察署的电话，是个日本人，他用蹩脚的中文重复着一句话：“您的女儿江歌在日本被人杀害了。”
她还是不相信。江歌的生活圈这么简单，怎么会被人杀害？
梁洁家就在城阳区，她打电话给梁洁父母，他们开车来接她，她已经慌到开不了车，把自己的车丢在原地，梁洁父母载她回即墨市，一起去找村支书。
她的哥哥姐姐都在青岛下辖的即墨农村，年纪都大了，帮不上忙，唯一能求助的人就是江秋莲住的王家官庄村（编者注：城中村改造后为即墨观澜国际小区）村支书。村支书经多方打听，那个“03”开头的电话果真是中国驻日大使馆打来的。
下午6点左右在村支书家，梁洁给她妈妈发视频通话过来了，她当时在警察署，戴着口罩。
“你是梁洁吗？”江秋莲一把抢过梁洁妈妈的手机，让她摘掉口罩。“梁洁，歌子呢？歌子在哪里？”梁洁开始哭，“在医院。”“是死是活？”“我不知道。”
江秋莲一听瘫软在地，大脑一片空白。村支书回忆，梁洁妈妈看到女儿没事，对江秋莲说了一句：“你也别着急，应该没什么事儿。”然后和丈夫走了。
江秋莲回过神来后第一个想法是，“我没有活路了”。她拜托村支书帮她把房子卖掉，钱给母亲养老。她要去日本看歌子最后一眼。
最后的通话
一夜未眠。
次日凌晨3点，江秋莲发布了关于江歌案的第一条微博，请求在日留学生督促警方破案。之后10个小时里，她把这段话转发了17次。每个网友加她微信，她都复制一段话发过去，表示怀疑凶手是梁洁的前男友，陈世峰。
11月2日晚上，在江歌遇害前，她和江歌通过话，聊了1小时42分，其间江歌提到，当天下午，陈世峰来过公寓找梁洁。
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当时梁洁一人在家，想让江歌回来赶他走，江歌要报警，梁洁阻止了，说“我在这住不合法”。公寓是江歌一人租的，两个月前和陈分手后，梁洁才搬来住。
江歌从外面回来，请陈世峰离开，与其发生争执。据朝日新闻报道，当天傍晚，住在附近的一名70岁老太看见，两女和一男在公寓2楼走廊用中文吵架。之后，三人移动到了公寓一楼入口处，争吵持续了20分钟左右。
最后江梁二人一起出门，在新宿站分开。陈世峰一路尾随，跟到了梁洁打工的地方。
江歌去参加小组聚会，晚上10点13分回到东中野站，走回公寓大约需要10分钟。梁洁害怕陈世峰还跟着，不敢一个人回家，让江歌在车站等她。江歌找了一个车站旁的咖啡店坐着等，与母亲微信通话。
通话里，江秋莲劝女儿少打工，不要太辛苦。江歌说：“妈妈，别人都是家里有钱才出国留学，我是拿着你后半辈子养老的钱出来的，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事后江秋莲才知道，女儿为了不让她打钱过去，骗她说已经换了银行卡。
当初送江歌出国留学，所有亲友都反对，原因一是单亲，二是没钱。但江秋莲了解女儿，知道她想去，“虽然她从来不说”。江歌从小英语差，高考只考了30多分，看她痴迷动漫，江秋莲就让她去报个班学日语。大二暑假，江歌通过日语三级考试，大三拿到日语一级证书，从中找回了自信。
江歌的日记。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江秋莲至今记得，当她把出国的想法告诉江歌后，江歌那种欣喜若狂的小孩子模样，抱着她又蹦又跳，满屋子转圈，“妈妈你怎么会想到要送我去日本留学啊？”“那你想不想去嘛？”江歌拼命点头：“我想啊！”她笑了。
“妈妈，我到日本下飞机的那一刻，就在心里发誓，一年之内必须考上大学。”通话中，江歌告诉她这个“秘密”，她才知道女儿承受的压力比想象中还要大。江歌参加法政大学第二轮面试，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以为不过关，一出来就打电话来哭：“妈妈，对不起……”
2016年8月底，江秋莲第一次去日本看女儿，女儿提到想留在日本工作，她没同意。别的不担心，就怕日本地震。那天晚上通话，江歌还说：“妈妈，我知道你不习惯日本的生活，你要是不喜欢，我工作几年就回来陪你，再也不离开你。”
通话最后，江秋莲听到了梁洁的声音。
“三叔（江歌昵称）！”
“我在这儿！”江歌说，“我打包了馄饨。”
“哇！今晚有馄饨吃了！”
听到她们会合，江秋莲挂断通话，时间是23:08（东京时间为次日00:08）。平日江歌去打工这么晚回家，她一定会确认江歌到家后才睡。但那天晚上，她以为两个人一起回家比较安全，就放心睡了。
怎料到，挂断电话仅过了14分钟，江歌就遇害了。
江歌假装吃盘子。这是2016年8月江秋莲去日本时所摄，她说，每次江歌都不好好拍照，都要搞怪。 受访者供图
夺命10刀与打不开的门
熬过漫长的26个小时，2016年11月4日晚上，在日本中野警察署，江秋莲看到了江歌的遗体。
冰冷，僵硬，苍白，眼睛半睁，嘴巴不能闭合，刺在喉咙、身上各处，共10刀。
“那是一具遗体，不是我的江歌。”江秋莲坐在沙发上，喃喃如自语，流着泪。
日本地震多，她常叮嘱江歌要保护好自己，江歌安抚似的开玩笑说：“妈妈，我是猫咪，我有九条命，你放心吧！我死不了。”
江歌老师推荐给江秋莲的一本书，江秋莲看了好几遍，划了很多对自己有启发的语句。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看到遗体的那一刻，她万念俱灰。但江歌被谁杀害，为什么被杀害，她必须活下来，找出真相。
现在她认为她已经找到了，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女儿讨公道。
江歌离开后，江秋莲一直在微信上跟江歌说话，至今发了有两三百条。左为江歌手机，右为江秋莲手机。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2017年5月21日，江秋莲在网上发表文章《泣血的呐喊：梁洁，江歌的冤魂喊你出来作证！》，直指梁洁在案发时，先进屋反锁了门，阻断了江歌的逃生之路，且案发后一直避而不见，乃至后来完全联系不上。同时曝光了梁洁及父母的照片、身份证信息、手机号码等，请求网友帮忙找出梁洁家住址。
8月14日，她在网上发起请愿签名活动，请求日本法院判处陈世峰死刑。
这两件事招来了质疑和指责。江秋莲知道曝光别人隐私是违法的，她期待梁家来告她，跟他们当面对质，“我就是想见梁洁，想让她来告诉我这一切。”
江秋莲说自己一开始就怀疑凶手是梁洁的前男友，但不知道名字，所以在微信上透露了梁洁的名字和照片，目的是为了提供线索，督促警方破案。没想到引来了网友对梁洁的猜疑和谩骂。
江秋莲在翻看女儿的旧物，说江歌喜欢收藏无用的小玩意儿，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她很快把照片删了，并于5日早上6点先后发朋友圈和微博，让网友不要再转发江歌和梁洁的照片。
案发第二天（2016年11月4日）晚上，江秋莲抵达日本后，一直联系不上梁洁。直到6日晚上，梁洁才回了微信，责怪江秋莲在网上散布“不着边际”的信息，“让网友这样诋毁我”。
江秋莲辩驳称，在5月21日曝光梁家之前，她从来没有公开猜疑、埋怨、中伤过梁洁。
案发第七天，梁洁在微信上告诉江秋莲，案发当时她来月经弄脏了裤子，所以先跑进屋换裤子，突然听到江歌在外面尖叫了一声，她去开门，发现门推不开，猫眼也看不清楚，就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江秋莲开始起疑，江歌公寓的门，只要里面不反锁，外面不用钥匙锁，里外一拧把手就可以打开，梁洁为什么会推不开门？谁会把门挡住？
她想让梁洁告诉她详细经过，江歌究竟为什么被陈世峰杀害？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梁洁上班的教育机构出来后，江秋莲蹲在地上缓和情绪。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寻找梁洁
2015年底，同在语言学校的梁洁搬到了江歌的宿舍，两人因此认识。闲聊中得知对方都是青岛人，两家仅相隔10公里，故感觉亲切。2016年8月底江秋莲去日本前，梁洁父母还来过她家，让她带些鳗鱼干给梁洁。
江歌公寓的一楼入口铁门。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实习生王昱图
2016年4月，梁洁入读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院，与陈世峰成为恋人；8月25日，与陈世峰吵架分手，在别人家寄住了几天；9月2日，在江秋莲离开日本后，搬到了江歌公寓。
让江秋莲不解的是：梁洁曾答应她，去参加江歌的追悼会。11月11日-12日，追悼会举办了两天，她没有见到梁洁。12月14日，陈世峰正式被日本检方起诉后，梁洁不再回复江秋莲任何信息了。直到2017年5月21日，江秋莲那篇指责梁洁的网文发表后，梁洁才在微信上联系了她。
2017年8月22日，梁洁向澎湃新闻解释，最初回避不见江歌妈妈，一是因为案发后一直在配合警方调查，同时接受警方的监控保护，连买卫生巾、上厕所都有警察跟随。追悼会那天她去了，只是在外围没有进去，“警察怕我有危险，让我尽量不要见任何人”。二是怕她身边记者多，随时会曝光自己，“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只要见她，不管说什么，她肯定会往网上发，所以我就不见她。”
江秋莲写给女儿的信。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梁洁还说，为了证据的有效性和保密性，日本警察曾禁止她见与她和江歌有关的所有人，也包括江歌的家属。
“我没有锁门。”梁洁向记者强调了几遍。她对案发当晚的情形做了以下描述：
那晚下班回来，她坐的是末班车，心想陈世峰不可能再跟着她，所以放松了警惕，路上还和江歌说“咱俩不用担心了”。
在厕所换裤子时，听到江歌在外面“啊”了一声，就去开门，门往外推开大约三十公分的距离，突然“咣”的一下就弹回来了。“怎么了？三叔怎么了？”她开始喊，“三叔你在哪儿？你别堵门！你快打开啊！”
“当时外面什么声音都没有，如果真的有声音的话，我就知道是谁了。邻居说听到有人在外面喊得很惨，那都是我喊的，我当时都快喊破嗓子了。”门弹回来后，她下意识去看猫眼，但猫眼被什么弄脏了，看不清楚。又用力往外推，却一点缝隙都推不开了，她开始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就赶紧回卧室拿手机报警。
日本警方的报案记录显示，梁洁当晚先后两次报警，第一次是00:16，第二次是00:22。
江秋莲称日本警方告诉她，江歌于00:22遇害。
“报警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混乱，我真的没有余力去听外面的声音，但是我很肯定的是，没有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争吵的声音，没有喊叫的声音。”梁洁对澎湃新闻说。
江秋莲在江歌的房间，望着墙上的照片出神。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据朝日新闻报道，住在隔壁公寓的一个50多岁的女性，在案发当时听到“有女人一阵尖叫的声音，然后一下安静了，然后又听见悲鸣声，好像有男有女。”
“如果梁洁说不知道江歌和谁在门外的话，我认为她说谎了。2016年12月7日，梁洁对警察的供述中承认，她知道门外袭击江歌的人是陈世峰，也知道杀死江歌的人是陈世峰。”江秋莲的代理律师大江洋平告诉澎湃新闻。
对此，澎湃新闻向办案的日本中野警察署和负责本案的木村警官核实案情，对方以案件正待审判为由婉拒受访。9月初，记者多次通过梁洁的微信和她父亲的电话联系她求证，未获回复。
在此前联系不上梁洁的日子，江秋莲越来越焦灼，也越来越愤怒。今年3月，江秋莲去日本见检察官，拿到了第一份案卷，其中有报案记录和梁洁的口供。7月初再去日本，拿到第二份案卷，有陈世峰的口供和江歌解剖的资料。梁洁回了国，日方便无法强制其出庭作证。她很清楚，曝光梁家隐私、公开控诉梁洁是“下下策”，“但是我没办法了，看了案卷之后，我坚持不下去了。”
6月5日，新浪微博接到梁洁投诉后删除了曝光文章。江秋莲便打印了1000张传单，印着梁洁和父母的照片、身份证信息、手机号码等，张贴在梁洁老家、姥爷家、城阳区主干道。有人据此帮她查到了梁家地址和梁洁的工作地点。
8月22日中午，在媒体的跟随下，江秋莲去了梁洁教日语的教育机构，负责人称梁洁已离职。
当天晚上，在征得梁洁同意后，澎湃新闻记者单独在梁家见到了她。她看起来很颓丧，四肢蜷在沙发上，说话时手指不停抠着沙发面，声音很小，“反正我说什么都是错的”“我现在谁也不相信”，充满警惕和戒备。这种警戒是蔓延在整个家的氛围，一旦有人敲门，全家人都会不由自主看向门口，凝神竖耳。
网友给江秋莲寄签名时附带的信件。受访者供图
梁洁称，自从被曝光，她父亲的手机每天会接到几百个骚扰电话和谩骂短信。满街贴的传单，尤其对她家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爷爷在撕传单时崴了脚，姥爷也气得病倒。
在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后，梁洁提出要与江秋莲见面沟通、化解误会，江秋莲让她来家里。但梁洁父母担心女儿的人身安全，梁洁也担心江秋莲身边有其他记者和摄像头。经人调解劝说，最后江秋莲同意在王家官庄村村委会见面，梁洁也同意一家视频媒体在场录像见证。
“阿姨，我当时真的是害怕了，我没有出去，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是陈世峰在外面杀人。”梁洁坚称没有锁门。
“是，女孩子都害怕，”江秋莲一字一顿地说，“我江歌也害怕啊，我江歌也是女孩子……”尾音颤抖出疼痛和愤怒。
在这场迟到294天、长达两小时的见面中，江秋莲的情绪彻底失控了，几乎全程在咆哮、嚎啕。而梁洁对着镜头，一直哭着说“对不起”。
相依为命
江秋莲在日本为案子奔波时，江歌的生父王天锋打电话来了，想让她协助他去日本，她拒绝了，“这24年我能一个人负担她的生，我就能一个人负担她的死。”
1990年，22岁的江秋莲与王天锋结婚。两年后，江歌出生。
离婚后，一岁半的江歌和瘦削的江秋莲。下图为照片背面，蓝字是江秋莲的记述，黑字是江歌后来加上的。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王天锋和江秋莲离婚时，江歌只有1岁半，父亲劝她不要孩子，她对父亲说：“您疼我的心情，和我疼她的心情，是一样的。”父亲不说话了。
江秋莲说，离婚后王天锋没有找过江歌，没有主动给过任何抚养费，“他连我女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1998年江歌上小学，江秋莲去他老家开证明，才把户口办上。
江歌出国前，江秋莲告诉她“那个人还活着”，“你如果想见他，我可以告诉你地址”，江歌说不想见。“我又问她想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婚，江歌是这样回答我的，‘我知道妈妈提起这些事会很伤心，这辈子你只要揭开一次伤疤就好了，你要不把这个机会留给我，要不留给另一位可以真心待你的男人。’”
后来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同龄男士，两人于2016年4月登记结婚，由于双方生活差异太大，这段婚姻只维系三个多月就结束了。
江秋莲不愿提及这段二婚，觉得丢人，尽管比起二十多年前，人们对离婚这件事已经宽容许多。那次离婚，她带江歌回到即墨县城租房住，80元房租拿不出，欠着房东。唯一的生计是帮别人做衣服，偶尔靠姐姐十元五元的接济，勉强过活。
单亲，又是外来户，容易被人瞧不起。世人的冷眼，经济的窘迫，常让她感觉生活无望，而父亲的话则彻底击溃了她。父亲说离婚的后果都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一气之下抱着江歌跑出来，母亲在背后喊她：“半夜三更你要去哪里？”她心里也在想：我要去哪里？世界之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她抱着江歌一直走，走到水库边上，站了很久，凄惶地想，不如就此了断。
“妈妈回家，妈妈回家，妈妈回家……”两岁多的江歌似乎察觉到什么，反复说着仅会的两个词语。一声声的呼唤，把江秋莲拉了回来。从那一刻起，江歌就是她努力生活的唯一动力，是她毕生的希望。
江秋莲吃的药。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图
她开始想办法挣钱。县城有个市场，五天赶一次集，她带着江歌摆摊卖布料。黄页上的服装厂电话，挨个打过去问有无库存布料。有次去日照看货，厂家是在网上联系的，到了车站，一个女人开着摩托车来接她。乡间小道偏僻，窄到仅能通行一辆摩托车，而这女人一手飙车，一手打电话，江秋莲突然害怕了，要是被绑架了，都没有人知道。
从日照回来后，她给自己买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后每次出远门，提前写一封遗书，藏在家里，万一自己出事了，大家可以根据遗书来安排江歌的生活。每次一回来，就把遗书处理掉，没让任何人知道。
因长期搬货卸货，江秋莲在2011年查出椎间盘突出，她不遵医嘱，第三天忍着腰痛又跑了三十多公里去拉货了。要是天晴在家休息，她会焦虑，愧疚不安。所以她和江歌一样喜欢下雨天，因为下大雨干不了活，可以心安理得在家睡觉。
“以前生活那么累那么苦都没压垮她，孩子走后，彻底塌天了。”江秋莲的好友、江歌的干妈说，以前的江秋莲“像个男人顶天立地”，要强、干练、仗义，说话大气，做事雷厉风行，走到哪儿，腰板都是直的。现在整个人瘦得变样，腰弯了，背驼了，行动缓慢，说话有气无力，一句话一口气说不完。
2006年，江秋莲在王家官庄村盖起一座200多平米的平房，结束了16年的租房生活。她忘不了两年前买下这块地基时的心情，就好像“这十几年一直在半空飘，一直飘，突然沾着地儿了，我的脚落地了，不用再飘了。”
2010年村里拆迁了，但江歌一直留着这个家的大门钥匙，还带去了日本。
2013年回迁，江秋莲分到了两套房，天天为装修奔波，累到半夜腿酸得无法睡觉，江歌每天晚上给她按摩腿，按到她睡着后，才回房间去睡。
她卖了一套房，把江歌送出国。然后在小区里开了间小超市，一人打理，早出晚归，长期睡眠不足，身体状况愈下。“万一我身体垮了，那不是给江歌添麻烦吗？”2016年5月，她卖掉超市，买了辆二手车，做滴滴司机。
卖掉超市的钱足够支付江歌的学费，还有一年多，江歌就毕业了，自己也可以退休了。她打算，最晚等到江歌结婚生小孩的时候，就到她身边照顾她，“这就是我最幸福的生活”。
“复仇”之后
江秋莲每天会接到各种电话和信息，有诉苦的，有借钱的，有说要做她女儿的。她无意收养任何孩子，因为谁也替代不了江歌。
除了江歌的事，她对什么都不关心，什么事都不想做。家里乱，她无心打扫；如果邻居不给她送饭，她每天煮一碗清汤面条就对付了；作息混乱，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明明很累很困，就是睡不着，睡着了，半夜也醒好几次，醒来就看信息，关于江歌的一切信息。
2016年11月19日，江秋莲抱着江歌回国安葬。她不说江歌的骨灰，似乎这样会让她好受一点。
11月24日，陈世峰以杀人嫌疑罪被逮捕。她又飞去了日本。过年前从日本回来时，她没有让亲友知道。以往的每个春节都是和江歌两个人过的，2016年春节江歌没有回来，她们约好今年春节一起在日本过年。除夕夜，江秋莲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听外面鞭炮声彻夜作响，再一次压下了轻生的念头。
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就会看《琅琊榜》。这是她和江歌共同喜欢的一部电视剧，江歌出事后，她反反复复地看，心会静下来。主人公的隐忍给了她力量，“无论多么痛不欲生，我都必须活着，必须忍。”
让她坚持的，还有仇恨。
“如果女儿是煤烟中毒，没有任何痛苦地离开，我会劝自己，这就是她的命。但是我知道了案件的内幕细节，我女儿遭受的痛苦我无法接受！”江秋莲咬牙哭喊：“我就是要签名！我就是要判陈世峰死刑！”
因中日两国无罪犯引渡条约，案件将于2017年12月在东京开庭审判。大江洋平表示，在日本，被害者只有一名的情况下，判凶手死刑的例子很少。
陈世峰被逮捕后一直保持沉默，1月19日才承认杀人，但至今未承认蓄意携带凶器，他表示自己并非有预谋。大江洋平告诉澎湃新闻，由于警方至今未找到凶器，只能由法院进行判断。
江秋莲从今年2月开始找律师，想在国内起诉陈世峰和梁洁。在北京跑了四五家律所，在网上查律师电话一个个打，但跨国案件复杂，有经验者少，很难找到合适又愿意受理的律师，有的律师以“不了解日本法律”“没有把握”为由拒绝，有的律师说要等日本刑事判决结束，才可在国内启动诉讼程序，有的律师听完案情后就没有了回音。
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是她最后能想到的办法。实施之前，江秋莲询问过大江洋平的意见。“我支持她这么做。虽然死刑不太可能，但是为了加重量刑，可以将中国的舆情传达给法院。”大江洋平认为，这个案件判死刑的可能性最多只有5%，最大可能的判决结果是，20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之间。
“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哪种方式，只要是我能做的，我都要尽我百分之一万的努力去做。”截至9月6日，已有27万余人签名。接下来，她将到全国各地大学寻求大学生的签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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