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列几本对自己有过很深影响的书，大学期间读过的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其中之一。《叫魂》第一次让我见识了中国传统以外的历史视角，而精巧的构思，流畅的文笔让它也不失为一本可读性堪比悬疑小说的学术著作。
本书的作者孔飞力，本名Philip Kuhn，1933年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博士论文的方向就是中国近代的地方社会，后来出版成《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因为这本书，孔飞力被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剑桥中国史》的主编费正清教授视为继承人，并力荐他接任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职。但将近二十年过去，孔飞力的第二本书却迟迟拿不出来。正当学界中人感慨江郎才尽，费正清老爷子慧眼无珠的时候，1990年，《叫魂》出版，如同一把利剑横空出世，让所有的质疑鸦雀无声。
1768这个年份，正如作者开篇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鸦片战争往前四十年，正是中国所谓“康乾盛世”的顶峰，这也是两千年专制帝国的最后的辉煌。在清朝前期几代有为君主接力棒似的努力下，一个富强、稳定、社会人口和财富快速增长的大帝国如日中天。两年之后即满七十大寿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不无得意地宣称：“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乾隆皇帝扫除了一切卧榻之侧，实现了历代君王从来没有实现的梦想。但就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却被一起小小的叫魂案闹得天翻地覆，最后发展成一场波及12个省份的妖术大案。叫魂案并不见于正史，但孔飞力从故宫浩如烟海的奏折档案中抽丝剥茧地把它还原了出来，并通过这场近乎闹剧一般的迷案，去探求在盛世的阴影下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德清的水桥
叫魂案始末
正如蝴蝶效应里那对翅膀煽动的微风，这起惊天大案的源头是南方发生的几件鸡毛蒜皮的小事。1768年的春天，浙江省德清县城墙的一道水门坍塌了，县太爷从邻近县里雇佣了一位叫吴东明的石匠来维修。工程引起了同乡一位姓沈的农夫的注意，这位农夫因为受到家人的虐待而意图报复，就想借助当地人的一个迷信，即把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贴在木桩上，然后借助石匠大锤的打击，夺走人的精气魂魄。这个被称为叫魂。吴石匠知道这些迷信，但没有答应农夫的请求。但是这件事情却作为谣言在四里八乡传播开来，甚至出现临县一个流浪汉因为自己的德清口音而被误认为是叫魂者遭到当地老百姓围攻。
同样类似的几件事也发生在邻近地区。杭州萧山的四个和尚，在化缘的途中因为跟一个小男孩简单聊了几句天，就被人认为是打听生辰八字意图叫魂而被扭送到官府。苏州的几个乞丐，因为在行李里发现了剪刀和纸符，而被严刑拷打是否有剪发辫和叫魂的罪行。
当然，这些案件在各地官员雷厉风行的审问下，最后都未查明实据而结案。官员们自然是不会相信这些所谓的叫魂巫术的，但是这类迷信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很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所以官员们在处理起来也非常地棘手。同时，民间对于叫魂的恐慌不但因为这几起案件的审结而消弭，反而像瘟疫一样逐渐地扩散到了中国更广大的地区。
游方术士
1768年的夏天，正在承德避暑的乾隆皇帝收到了关于叫魂案的机密情报，情报显示妖术案已经蔓延到了山东地界，一份针对各省的上谕很快发出，皇帝责成各地方官员对蛊惑人心的流言进行查禁，对寻衅滋事之人进行严惩。山东巡抚富尼汉迅速行动，并且很快就有了收获。两个乞丐、一个穷秀才、一个雇工分别因为剪人发辫而被抓获，在审问中他们均招供受人指使，而主使他们的人又都是由潜藏在南方的大术士招纳入伙。种种迹象表明，一个跨越省份的犯罪团伙正在各地通过诱惑或者胁迫当地的流浪者来从事非法的妖术活动。接到富尼汉的奏折，乾隆皇帝紧急下发诏谕，命令各省督抚对供词里提到的“大术士”张四儒、明远和尚等进行追捕，整个官僚机器迅速地运转起来。
从第六章到第八章，是一连串各地官员抓捕审问叫魂案犯的过程，那真叫一个鸡飞狗跳、混乱不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官吏带人去清剿罪魁祸首大术士张四儒和明远和尚，却发现山东供词里提到的村庄和寺庙纯属子虚乌有，查无所获。乾隆皇帝勃然大怒，难道罪犯不会隐姓埋名吗！正当督抚们焦头烂额，在全省范围内搜捕时，淮北地区抓获了一个携带迷药和剪刀的叫张四的乞丐，在两江总督高晋亲自审问和严刑拷打之下，这个乞丐时而大呼冤枉，时而又承认自己就是张四儒。浙江巡抚也终于抓到了一个叫明远的和尚，但这个冥顽不化的案犯没还等招供就被拷打致死。接着陕西省、直隶省、河南省甚至京城都陆陆续续出现了叫魂案，各地的督抚们抓了一大堆各种嫌疑犯，但是证词之前后矛盾、案情之混乱复杂，让收到奏折的皇帝完全抓狂。最后，乾隆皇帝命令将所有的嫌疑人，包括叫魂故事的肇始者吴石匠全部押解进京，交由军机大臣们审问。这个时候，叫魂案已经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发展。在山西，一个生员为了争夺家产而诬告自己的叔父谋反，京城郊区昌平县村民张二因为欠债，把剪刀和三条发辫偷偷放进了债主的包裹里，然后去官府报案。叫魂案成为心怀不满的刁民们报复仇人的工具，告密之风开始盛行，人心惶惶。而军机大臣们面对着从各省衙门送来的血肉模糊的囚犯和颠三倒四的证词也是一筹莫展，官员们已经明白，叫魂案是站不住脚的，但怎么才能维护皇帝和朝廷的尊严，同时又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的冤狱，这才是最令大臣们头疼的。故事的最后，是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刘统勋说服了皇帝，到了11月份，皇帝正式下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大规模清剿。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收回成命，由于皇帝已经对此案投入了大量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因此朝廷并没有承认叫魂案是一场闹剧，而且那些个罪大恶极的阴谋家也一定存在，只是因为各地官员的玩忽职守，才导致了无数的冤案。因此，惩治失职官员是必须的，江南一带的总督巡抚都被下旨训斥，一大批州县官员被革职，而那些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犯人们，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所谓的施害者，也终于重见天日，“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这就是叫魂案的始末。
经济社会背景
在第二章“盛世”中，孔飞力考察了叫魂案发生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孔飞力将十八世纪的中国称为“乾隆皇帝统治下的镀金时代”。这是一幅繁荣昌盛的盛世图景，平定三藩之乱和台湾后，是持久的国内和平；土地的开荒，政府放开人口迁徙的管制，由美洲引进的玉米甜薯等新作物，导致整个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口翻了一番。人口的激增和白银的流入，在通常被称为“江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造就了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
但这乾隆皇帝的“镀金时代”对于普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一个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致富或者更安全的生活，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里，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就是在这种充满风险的环境里为生存而挣扎奋斗。经济发展加剧了贫富分化，大量的人口沦为社会下层，无数衣食无着的流浪者走在道路上——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乞丐和僧道。作为脱离了官方控制的乞丐和游方僧人，往往夹杂着奸盗诈伪之徒，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更容易引起平民百姓的敌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叫魂案发生的时候，受到群起而攻之的往往都是这些人。
贫者无立锥之地
对于普通大众，叫魂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这种恐慌有着很深的民间习俗和心理基础。回忆起来，我记得小时候，那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了，在山东老家还有一种习俗，当一个小孩子生病萎靡不振的时候，家人就会以为他丢了魂，然后拿一件小孩子常穿的衣服，到路口一边挥舞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把孩子丢掉的魂引回来，孩子的病就好了，这个也是叫魂。虽然形式和目的不一样，但都有一个类似的原理，那就是默认为人的灵魂能够与身体分离，因此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某个物品的媒介，如衣服、头发或者生辰八字等，把人的魂跟身体分离或者复合，这就是叫魂妖术之所以能够在民间流传的观念基础。
皇帝的忧虑
在第三章，作者以乾隆皇帝的视角，来看叫魂案透露出的对于最高权力的威胁。清朝的皇位传到乾隆，离入关已经有一百年，有两个贯穿有清一代的重大问题始终困扰着乾隆皇帝：谋反和汉化。满清是异族征服汉族建立的王朝，民族矛盾是王朝初年的最大矛盾，留头不留发的血腥镇压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如此广泛而深远，这也可以解释叫魂案中官吏和民众会对剪发辫妖术的敏感。在第四章孔飞力还探讨了从国家律法层面出发，如何看待作为一种罪行的叫魂案件。在《大清律例》中，妖术并没有单独的条款，而主要是被置于礼律的祭祀条目中。这就涉及到帝国统治的神学基础，儒家文化强调政权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因而皇家通过祭天祭祖等各种途径建立了与神灵世界的各种联系，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这种联系是需要被国家高度垄断的。但是叫魂的术士们没有经过国家批准就意图与神灵世界沟通，这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的基础是一种莫大的威胁，虽然这种威胁是间接地，但皇帝不能不提防。同时，皇帝还小心地避免把叫魂案中剪发辫的犯罪方式跟清初的削发令联系起来，以免让民间产生新的动乱。
谋反可以镇压，但更令皇帝痛心疾首的是汉化。入关百年后，皇帝惊恐地发现，他依仗的满族同胞们已经不谙骑射，不懂满语，沉浸在精致堕落的汉族文化中不能自拔。而最繁荣、最奢侈的汉族文化的就在江南地区，皇帝本人对江南又爱又恨，他迫切需要一个突破口来整治江南文化对满族精英的腐蚀和官场的败坏。
康乾盛世的江南
权力的故事
讲述了叫魂案的始末，分析了案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心理原因，我们不禁要问，孔飞力从故纸堆里翻出这些汗牛充栋的文书奏章，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解两百五十年前的这场旧案，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从三个角度再次理解这个故事，这三个角度都跟权力有关。
其一，是皇帝。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永远是帝王最核心的出发点。为了专权，皇帝要垄断信息，要监督官吏，甚至要与高级官员建立忠诚度很高的私人纽带。而常规的政治程序往往容易流于形式，从而使得皇帝失去对百官的控制。因此，皇帝需要利用叫魂案的机会，通过申饬下属，强化与官员的个人关系的方式，来检验和提升官员的忠诚度，叫魂案的真相是什么，皇帝并不关心。
其二，是士大夫官僚集团。这些帝国最聪明最务实的政治精英完全知道叫魂案的荒谬之处，但真相是不能言说的，那会导致杀身之祸，叫魂威胁的是皇帝的权威，而不是官员们的。官僚集团有的是办法把皇帝的政令消弭于无形。忙而不动，看似风风火火的大搜捕最后没有抓到一个有用的人；统一步调，多个官员同时参与会审，联合上奏，用人数赌安全；转移视线，一本正经的建议整顿保甲、重新登记僧道，把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官僚集团是君王与老百姓的媒介，也是政策的缓冲区，官僚集团的作为使得政令不出紫禁城，但这对国家、对民众是福是祸却难以定论。
其三，是底层百姓。老百姓是真正的受害者，不仅遭遇妖术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损害，而且还受到国家机器的迫害和盘剥。更值得关注的是，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受家族长辈或债主逼迫的人，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得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这是一种“权力的幻觉”，阳光之下，并无新事，联想到今天，人们以爱国、仇富等等道德之名，而肆意侮辱伤害自己的同胞的种种作为，不是同一种“权力的幻觉”吗？
综上所述，最高权力不惜一切地巩固自己的权威，官僚集团千方百计地欺上瞒下，而底层老百姓则忙着互相伤害——而这一切，都被掩饰在一幅叫做“盛世”的图景中。这就是《叫魂》这本书为我们揭示的一个真实但并不遥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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