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白即填补空白，主要指用来填充报纸或期刊的空白的短文。鲁迅的这一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写作于三个日期，分散发表于《莽原》周刊的第十期到第十二期上。只是后来结集出版时，给它们起了个《补白》的标题放在了一起。
第一部分，讲的是国人的说诳，或者说自欺欺人。
一战结束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了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于是立碑纪念。北洋政府因为曾经派遣三十万华工参加协约国一方从事体力工作，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也是战胜国，就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也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可是，打脸来得也快。在一九一九的巴黎和会上，英美等国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那些西方世界的老爷们根本没有把中国看作战胜国，我们只是他们手中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可惜了死在欧洲战场上的那五万华工。
第二个例子是宋人杂记中的一则无可奈何的笑话。金人有弓箭，宋有锁子甲；金人有四太子，宋有岳少保；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无可匹敌、无可奈何，只好答道：宋人有天灵盖。敌人的大棒挥舞下来，我们只好用脑袋去抵挡。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武器固然重要，但掌握武器的人更重要。鲁迅又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了复古主义：复古是容易的，只要把压在箱子底的瓜皮帽、长衫、水烟筒拿出来拍一拍土就能接着用，而革新就困难多了。
接下来，鲁迅又批驳了“中国人是爱和平的”这一说法。既然爱和平，何以军阀连年征战不休呢？或者可以改成：“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那不叫爱和平，那是因为打不过人家，自欺欺人罢了。
第二部分，讲的是国人的变通。这种变通，是一种在毁坏既定规则前提下的功利主义的价值选择。
第一个例证。清末的时候，社会上视革命党为蛇蝎；辛亥革命之后，“漂亮的士绅和商人”便纷纷冲上前来跟革命党套近乎。
第二个例证。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大遭排斥，后来影响力加强后，信众云集。有的地方已经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供奉到了一起。类似儒释道“三教合一”这样的情形，也只有在中国能存在。
鲁迅感叹，“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歌颂亲戚关系的时候，有慈呀、爱呀、悌呀这些美好的词语，到了打官司的时候，亲戚就变成了“孽亲、枭亲、兽亲”。清代竹林浪叟甚至还编辑了一套四卷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里面归纳总结了大量打官司时能用到的对亲属的恶称。
清末著名的革命家和学者、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因为为人放荡不羁、爱发议论，就被统治者起了个“章疯子”的绰号。既然是疯子，他的话自然也就是疯话了。
《鬼谷子》中有一种驭人术叫“飞箝术”，“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大致意思是，通过空洞的赞美之词来诱使对方说出自身的实际情况，从而有目的地引导他，主导他的思想，使之拜服在你的脚下。
不由感叹国人对于这一门飞箝术的精通。纵横捭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究其根源，都是为了利益。
第三部分，讲的是袖手旁观者对于学生爱国热情“五分钟热度”的嘲讽。
五卅惨案之后，爱国学生上街演讲、游行，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唤醒民众。可也有冷眼旁观者，嘲笑学生的行为是青年人的“五分钟热度”。客观上讲，事件的发生必然有一个起因、高潮、逐渐冷却的过程。然而，不能因此说学生的爱国行为就没有意义。学生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和爱国热诚，宣传和鼓舞民众，旁观者又有什么资格冷嘲热讽呢？所以鲁迅愤慨地说，“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而当谈话对象转为学生，鲁迅的态度就变得温和而宽厚，他劝诫学生不必太过苛责自己。克服“五分钟热度”的方法，就是一边过好生活，一边向自己的目标前进。“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这和荀子在《劝学》中说过的意思差不多了：“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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