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一、资本下乡背景：
根据增减挂钩的相关政策，通过农民上楼所整理的土地指标一般只能在县域内进行流转，而且必须严格限制在同一项目区内，这样做市场化程度比较弱，成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建立土地交易所，让土地指标在成都市内实现跨县域流转。农村产权交易所主持建设性用地指标的拍卖，根据“持证准入”、“持证准用”这两个公告，竞买人只有通过两个办法（直接在农村产权交易所进行购买和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才能获得指标，通过相关数据显示参与土地治理要比直接去农村产权交易所购买指标要便宜很多，因此很多企业便投资土地综合治理。
二、资本下乡与土地流转：
农民上楼后，农民耕作半径变大，这种直接的困难间接促成土地流转。资本下乡是农户流转土地的主要原因，外来企业下乡承包农民耕地使得土地大面积流转，企业通过村集体统一与农民签订多年的耕地流转合同。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需要雄厚的实力，事实上真正从事现代农业发展的公司对于大规模流转土地非常谨慎，他们大多宁愿采取“公司+农户”这种模式。
三、资本下乡的内容及作用
资本下乡包括两个方面：1.企业资金参与了以农民上楼为主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作为投资方获得了建设用地指标的剩余收益。 2.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的耕地流转，帮助地方政府推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从政府角度来看，资本下乡一方面撬动了社会资金参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农业经营由传统的家庭模式向规模经营模式转型的问题。
四、城镇化社会学意涵：
当代中国，城镇化模式的关键和问题都是土地，经营城市的本质是经营土地。国家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重视迫使城镇化对土地来源由耕地转向农民宅基地，农民上楼就是为了满足城市扩张。商业资本通过成为投资主体与地方政府一起成为级差地租的剩余索取者，这就是资本下乡过程的主要内容。在城镇化进行中，农民主动参与表现是外出服打工，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社区化都是被动参与的结果。“空心村”“空城”这些怪现象也不断提醒我们城镇化的最终出路在于人而不是地，人的城镇化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
这篇文章以社会学等角度来剖析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上楼、资本下乡以及它们对三农的影响和作用。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是57.8%左右，这个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土地的利用数量和空间越来越小，未来提高城镇化水平必须要转向以人为本。
网友评论